周恩来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也遇到过无数意外的事件，或是棘手问题，但每当这时，周恩来都表现出沉着冷静的应对方式，来机智处理问题和人事，最后也不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这也时时处处都闪耀着他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卓越才能。

正如一名外国评论家所评价周恩来那样：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

周恩来因为出生于书香之家，因此他一生都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识宝、爱宝，也深知国宝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周恩来的一生也十分热爱各类文物。后来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也更是多次精心保护国家文物，使许多文物得救、修复和保护。

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上海就曾发生过一次外宾宴席上国宝丢失的事情，周恩来遇到后，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他是怎么解决的呢？

智取九龙杯

1971年3月26日中午，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一行，来到上海衡山宾馆俱乐部宴会厅里就餐，一进宾馆就感觉到这里气氛异常。一向细心的周恩来觉得衡山宾馆俱乐部一定出了什么问题。等到招待宴会结束后，他立即向一名服务人员了解情况，才知道这里丢失了一件国宝。

在前一天下午，27名外国政府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飞抵中国上海，任务是为即将来华的该国元首访问上海期间，提前进行各个生活方面的安排。当晚，这27位外宾在衡山宾馆不仅吃到了他们“出生以来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还试用了神奇而珍稀的饮具——九龙杯。

当他们端起九龙杯时，发现杯中竟有九条金龙，其中一条金龙口含金珠，在不停地转动，外宾们发现这一神奇现象之后，纷纷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叹。于是有人好奇地拿起九龙杯，对着灯光仔细端详，但并没有看到那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再重新把酒再倒回杯里时，那条金龙又出现了。

一时间，这27位外宾们都对这次的晚宴感到非常新奇和满意。就在宴会结束后，服务员来收拾和清点餐具的时候，竟发现少了一只九龙杯，随后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当晚总值班经理，经理闻讯后迅速跑到宴会厅，并开始组织人员搜查起来。长时间过去了，大家都还是没有发现九龙杯的下落。

九龙玉杯原品制作于康熙年间，因为再也找不到制作玉杯的“和田产鸳鸯玉”，而且当年清廷造办处的制作工艺也早已经失传，所以这个玉杯也再没可能去复制了。这套九龙杯也成为了世间绝品，其工艺价值堪称中国陶瓷之瑰宝。

国宝丢失，一下子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找来衡山宾馆的负责人黄业光与保卫科长刘金城两人，先详细询问了九龙杯失窃的具体过程，稍加沉思后，他又问道：“是不是把九龙杯拿出库房一直到发现丢失的整个过程都仔细查了一查？比如，在宴会厅里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闻听此言，黄业光刘金城两人都瞬间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答道：“对、对，我们在这上面疏忽了！”周恩来总理又提醒说：“不是拍了录像片了吗？把片子调出来看看，说不定对查清问题会有帮助。”最后，果真从录像中发现了九龙杯失窃的整个过程。

原来在那27位外宾吃饭的的晚上，其中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从一开始就对九龙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他总是会时不时拿起九龙杯翻来覆去地欣赏。喝下几杯酒之后，他直接趁其他人不注意，将一只九龙杯迅速装进了自己的手提包中。

锁定这个盗窃人之后，刘金城得知，周围外宾是该国外交部的一个34岁的文化秘书，心里便有些犯难，傍晚时分，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共代表团一行从上海市郊嘉定县马陆公社参观返回衡山宾馆后，黄业光立即向前汇报调查结果。

当得知已经找到盗窃者时，周恩来沉默地思考了起来，这件事影响该国元首能否正常来访中国的重大外交事件，对方又是外交官，根据国际惯例是不能追究法律责任的。如果因为这件事影响到了国家的外交，更是谁也担待不起的。

傍晚，周恩来陪越共代表团一行参观返回衡山宾馆，黄业光就立即向前汇报调查结果。当周总理得知已经找到盗窃者时，随即陷入沉思中。

没过多久，周恩来看起来似乎是胸有成竹，于是便指示说：“九龙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不过我们要有礼貌，不能伤感情。”

黄业光听到总理的这一番话，有些犯难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头绪。看着他一脸为难的表情，周恩来继续问道：“今天晚上贵宾有什么活动安排？”黄业光回答说：“没有安排。”于是周恩来便面露微笑道：“那好！今晚越南的同志要去观赏杂技节目，我们可邀请贵宾一起观看。九龙杯在那位外宾的眼里既然十分珍贵，他一定会放在他的手提包里，我们正好借机行事，收回九龙杯。”

周恩来如此布置来收回国宝，不仅瞬间让负责人如释重负，更是深深为周总理博大的政治胸襟与巧妙处事的智慧所折服。

晚上8点， 上海杂技厅里座无虚席，魔术是最后的压轴，魔术师在红布铺的台上摆出了三只金光闪烁的九龙杯，右手拿出一把“手枪”，枪声一响，台上的九龙杯只剩下两只，另一只直接不翼而飞了。

正当观众们都惊讶地寻思着那只九龙杯究竟飞到哪里去了的时候，魔术师已经走到了台下，来到前排贵宾席前，请这位外交官外宾打开了不离身的公文包，轻而易举地取回了那只珍贵的九龙杯。 全场观众席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所有人此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九龙杯真的“变”到那位外宾的公文包里去了。最后这位外交官只好尴尬地笑笑，拿出了九龙杯。就这样，国宝顺利地失而复得了。

从小对文物爱不释手

周恩来童年的时候，在随嗣母陈氏去东岳庙的表舅家串亲时，曾多次来到过关忠节公祠。从大门进入后，就能看到道光皇帝御笔题写的“忠节公”碑亭。

这尊塑像是根据“忠节公”最后遗容遗貌雕塑而成的，所以非常逼真。只是体格上稍微夸张了一点。周恩来记忆里很好，因此一直也都对关祠内所有景象和陈设都留有很深刻的记忆。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都记得关祠抱柱上，林则徐亲笔题书的那副挽联，而且脱口就能背诵：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关祠一直都留有一份关心。

1911年年初，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期，和他的同窗好友谭公弼、何天章结为异姓兄弟。当时，谭公粥家和他们读书的学校很近，谭家是个书香人家，家里收藏的古书、古玩都非常多。因此，周恩来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便经常会去到谭家看书、学习、写字。

周恩来对谭家的古书古物十分喜爱，经常阅读和欣赏，还经常向谭家人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据谭家人说，他家收藏有一块汉瓦，是三国时代著名人物曹操修铜雀台时用剩的一块房瓦，极为珍贵难得。

当时的周恩来还是翩翩少年，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和少年的好奇，每次来到谭家，都会看一看这汉瓦。谭家人也出于对周恩来的喜爱，就干脆将这块汉瓦放在家中的书案上，供研墨使用。

而周恩来每次到他家中，也总喜欢把这块汉瓦拿到手中，用手指轻轻地敲打，听它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音。接着再左看看右看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周恩来到谭家写字时（那时还都用毛笔），就使用这块“瓦砚”。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谭家将这块有着特殊纪念价值的汉瓦敬献给了后来修建为沈阳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作为文物永久地收藏了下来。由此就能感觉到，周恩来确实是从小就十分喜爱各种各样的文物， 并且还十分好奇。

不单单是文物，对于很多名胜古迹，周恩来也是喜欢观赏了研究的。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抗日时期来到了自己的祖籍绍兴，在族曾祖太公的带领下，乘乌篷船去到了五个地方，祭拜了祖上的墓地。扫祭完毕，周恩来一行人又乘船去游览了大禹陵。

一路上，周恩来都在和他一起前往的人们说着大禹的故事，从名字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到建立这座庙，周恩来都介绍的头头是道。就在他的解释中，船就已经靠岸了，大家开始沿着砖石用到沿着砖石甬道，踏上墓园。

迎面是一块始高大石碑，外面是一个精巧的亭子，石碑由上到下竖刻着“大禹陵”三个大字，每个字都写得尽显古朴庄严，笔力浑厚。周恩来怀着崇敬的心情凝望着碑亭，问道：“这‘大禹陵’三个字是谁写的？真是笔笔遒劲有力，字字稳如泰山。”

陪同他前来的“绍兴通”宋山回答他：“是明代书法家南大吉的手笔。”“难怪非同凡响。”周恩来由衷地赞叹道。在与亲友、随行人员合影之后，周恩来又特意一个人去到了大禹陵碑前单独留影，然后才进到禹王庙参观。

殿正中约6米高的大禹鹤立在亭台上，仪态端庄，落落大方，令观瞻者肃然起敬。周恩来不由询问道：“这尊大禹像是旧有的还是新近塑的？”宋山回答说：“是新塑造的。”“是谁最后定的稿？”“是章太炎先生最后审定的。”

周恩来又仔细端详良久，连声称赞：“塑得好，塑得好！”仔细观赏后，他又谆谆对宋山和随行人员说：“大禹陵和禹王庙，都是绍兴最负盛名的古迹，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待抗战胜利后，政府应拨专款对大禹陵和禹王庙进行维修，使之气势更加雄伟壮观。”

一番话说得随行人员们都连连点头。解放后，绍兴专门拨款对大禹陵进行了多次修缮。

重金收回文物，对古迹给予保护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指示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此后他也多次致信中宣部，特意强调了几个文物所在的位置，要保护好。在一次会议上，他还明确指示南下大军要注意保护著名的宁波天一阁。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当时专门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请他们注意保护。

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批珍贵的文物也及时得以抢救回来，从而使它们免遭流失异国的厄运。著名的珍贵法帖《中秋帖》、《伯远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950年年初，新中国刚刚诞生，周恩来得知原藏于北京故宫的一批书画流落海外，当时正由一个藏家带至香港文物市场，希望遇到识者和买家。这批国宝就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混绘的《五牛图》，有王献之书写的《中秋帖》、王珣书写的《伯远帖》等。

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希望可以出资将这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全部买回来。听了郑振铎的汇报后，周恩来当即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家赴港，对有关文物进行真伪鉴定，并专门成立文物收购小组同时赴港。

1988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就有当时关于购回这一批国宝的周恩来的批示件：

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青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周恩来 十一月五日

由于得到了周恩来的批示，国家最终花了约26万港币，才将这三幅书画买了回来。除此之外，文物收购小组还在香港陆续购回了40余件书画名作，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书画艺术珍品，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在寻回和保护我们国家自己的文物上，周恩来从来都是毫不吝啬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经济恢复的时期，紧接着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高潮。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建设也必定会涉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1954年在扩建北海大桥时，著名的古迹团城，是保留还是拆除，引起了很多争议，很快就报到了周恩来这里。

1954年炎热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了团城考察，在烈日的暴晒下，他先绕了这里一周，然后又站在团城上眺望琼岛，注视着北海桥上人来人往的车辆和行人。观察思索的同时，他还不时地和其他工作人员交换意见。

两个小时后，周恩来依然注视和观察着，最后他决定保留团城，让城南面的中南海围栏稍向后移，扩建路面，解决交通问题，从而才能保留下来这么一处重要的名胜古迹。

遗言家中文物上交国家

1975年，周恩来病情加重，被迫住进了医院。即使是在病中期间，他也仍旧惦记着祖国的文化事业，惦记着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10月，周恩来作出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但在当时那段特殊的时期和情况下，这一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

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为了减少劳累，调剂一下精神，工作人员建议他看一些古书画，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好心的建议。随后，秘书先后从故宫博物院借取了6批，共122件字画，周恩来对此都做了仔细的观赏和研究。

不管是对字画的作者、作品的内容，甚至连一个草字、一个印章，他都要搞个一清二楚才罢休。其实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没有把欣赏字画作为一种消遣了，而是当作了一项工作对待。

从北海公园所借的《三希堂法帖》拓本中，他发现有的书页坏了，有的次序排错了，周恩来看到后都会马上让他的秘书送到故宫进行修复，纠正错误，然后才归还给北海公园。

而对于借来的字画，周恩来则是特地向他的秘书叮嘱说：“东西要用专柜锁好，作为国宝存好……这是国家文物，不要损坏了。送还手续要清楚，用完就还清，不要积压在这里，要一批一批地还。”他的这种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博物院的同志们当时都深受感动。

周恩来临终前也不忘将自己家人的珍贵文物全都上交给国家，他对妻子邓颖超交付了一件事，就是将他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都“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贻良，晚清时任过三品侍郎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后来因为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隐于扬州。这时，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就产生了兴趣，甚至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周贻良避居到扬州乡间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他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到十人，抗战期间物价又一直上涨，民不聊生，周贻良一家生活也极其困难。实在揭不开祸之下，周贻良无可奈何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的山水画册拿到了旧货市场上，变卖了一些粮食下锅。

没想到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贻良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他的心爱之物，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足以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周贻良的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贻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周恩来想到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就安排他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也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26年期间，唯一一次是以自己名义给亲属安排工作。

他当时对六伯父说：“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1953年9月2日，周贻良在北京病逝。去世前，他曾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最贵重的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在临终前，才会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时，顺道到淮安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当时他主动提出，周总理遗赠给故宫的那一批文物，故宫一直没有登记入库，只是作了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

最终这批24件珍贵文物，便全部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周总理一生对祖国的各行各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其中就包括了对祖国文 物事业的倾心关怀和热情指导。总理珍爱文物、爱护文物的一片丹心，永远值得我们国人学习。

当我们赞赏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和小小的古建筑团城、古天文台时，可知道周总理当年为保护这些文物付出了多少心血？还有闻名于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西安兵马俑的面世、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山东银雀山千年竹简重见天日……周总理多次谈到：“这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很好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