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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早于人类出现

人类政治的共生演化

权力与秩序

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

当我们思考一个人该如何理性选择时，我们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当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什么社会因素影响导致的，我们进入了社会学。当我们观察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和分配权力时，我们进入了政治学。

政治早于人类出现

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行为和制度。权力是支配的力量。政治并非象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人类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事实上，人类在演化成为人类之前就有了政治行为。政治比人类更古老。

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至少在600万年前出现分支，走上各自独立的演化道路。大约300万年前，黑猩猩这一支演化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然后继续各自演化。人类这一支由南方古猿中演化出能人，后来再通过各自演化直到现代人出现。目前人类通过观察自己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充满政治行为的社会生活，可以了解和推断：人类早期、乃至早于人类出现之前，这个物种的政治行为就非常丰富了。（灵长类研究者开始曾经有人质疑那些政治行为会不会只是人类视角的解读，但越来越多的观点都认为灵长类的社会联系与权力操作客观存在。）

黑猩猩社会（community）很少聚集成大的群体（group），而是通过“分裂-融合”社会机制形成诸多小团体（party）在森林中穿行生存。这些团体内部有界限分明的等级秩序。尽管如此，冲突仍不可避免。根据一个对黑猩猩团体的观察记录，雄黑猩猩之间的冲突频率是5小时一次，雄雌之间是13小时一次，雌黑猩猩之间平均是100小时一次。既有的权力结构是平息冲突、维持秩序的平衡力量。

可是，权力的分配过程伴随着结盟和战争。黑猩猩需要通过残酷的暴力斗争获得和维持首领地位，然后拥有指挥成员和调配资源的权力。黑猩猩团体的首领在分发食物时，可以看到存在以权谋私的举动——有选择地对自己的结盟伙伴分发肉食，这些伙伴将帮助它反对潜在的权力挑战者。结盟伙伴有时会充当告密者，通过大喊大叫让首领知道一些竞争者与首领亲近的雌黑猩猩正在有性行为。对于可能挑战自己权力的下属，黑猩猩常常做出威胁举动或没事找碴儿，试图打消对方夺权的念头。黑猩猩虽然不会象人类政治家那样故意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渴望，但仍显示出谋划权力的智力。威胁制造恐惧，恐惧带来服从。人类也常常如此。

人类不是唯一会杀害同类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同样会为权力斗争爆发生死之战，甚至会通过私下串联合谋，突袭围攻打死现任首领夺权。通过暴力获取权力的雄黑猩猩既可以有性优先权，还可以通过权力地位支持自己的后代存活。在黑猩猩社会中，首领有时会对雌性施暴，甚至会杀死雌猩猩与前任首领的婴儿，促使雌性再次发情。每只雌猩猩产子之前，平均会和13只不同的雄性交配138次，其客观作用是，让雄性无法确定婴儿的父亲是谁，预防婴儿被杀，这是权力面前的被动防范举措。

相较于黑猩猩以权力解决性问题，倭黑猩猩却是以性解决权力问题。黑猩猩是父系社会，倭黑猩猩是母系社会。在倭黑猩猩社会中，找到食物一定是雌性先吃、雄性后吃。由于雌性掌握社会权力，倭黑猩猩从来不会发生杀婴事件。两个倭黑猩猩团体相遇也不开打，而是开始性交。性在这里是一项社交工具，新入群雌性会借此打入社群核心。

权力与性也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追求目标。从人的角度看，权力与性既可能是追求风光荣耀、斗争乐趣、或生理快感的直接动因，也可能是追求崇高理想或真挚爱情的副产品。从自然角度看，人类争夺权力与性的过程都是指向基因传播的本能行为。权力使人获得更多资源维护生命自身，性使人有更多繁殖机会，增加自身基因遗传和扩散的机率。有了权力也就有了性。只是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会反思这些本能，从而有人会做出不同的人生目标选择。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政治行为客观上是具有建设性的。它所形成的等级秩序给内部的冲突和竞争带来限制性的凝聚因素。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下，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也会不断演化，每天都在接受测试，一旦权力结构平衡性太弱，就会受到挑战，被新的平衡所替代。这种建立在竞争与暴力基础上的政治规则不仅存在于灵长类动物中，狼群等哺乳动物群体也是如此。

另一种权力分配方式是基于自觉与民主。社群成员自觉接受分工，王者的权力不受挑战，日常决策多采民主方式，例如蜜蜂的社群。蜜蜂社会由蜂王（即蜂后）、工蜂、雄蜂组成，有绝对严格的分工，职业由遗传基因决定（人类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出生即固定职业和等级的社会结构，例如古代中国的“四民分业”制度和古代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

蜜蜂社群中唯一的蜂王只负责产卵，工蜂负责劳动，雄蜂负责与蜂王交配。雄蜂交配后就死亡，却义无反顾地自觉履行义务。工蜂之间有意见分歧（例如选址）会通过跳舞沟通方式民主决定。自然状态下，蜜蜂社群一般不接受外来蜂王。受到社群拥戴和保护的蜂王会产下并培育出新蜂王，然后在新王要出房的前两天左右，老蜂王会带着一半的蜜蜂分走。这样数次之后，老蜂王会在蜂房或外面选择自然死亡，队伍交给它生育出的最后一任新蜂王。

蚂蚁与蜜蜂的政治结构相似（各自都有很多种类，并不完全相同），但“宫斗戏”要多一些。蚂蚁社群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由蚁后、工蚁、雄蚁组成。蚁后是名副其实的社群统治者，拥有至高权力。蚁后与蜂王一样负责生殖，雄蚁类似雄蜂负责交配，且交配后死亡。但蚁后获取权力的过程比蜂王难一些。蜜蜂社群中如果同时孵化出多只新蜂王，长子会咬死其它尚未长成的潜在竞争者。蚁后却要靠艰苦的政治斗争取得最终权力。

开始蚁后并不唯一，每只蚁后都聚拢着工蚁小团体，并会与其它蚁后结成联盟，消灭共同对手后，联盟瓦解，盟友变仇敌开打，直至最后产生获得最多拥护者的蚁后。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效忠的蚁后，工蚁会不择手段最大程度地破坏对手的卵，吃掉它们或者拖出去扔掉。托马斯在《作为有机体的社会》中写道：蚂蚁们“做各种各样（和人类相似）的事情，只是不看电视罢了。”

上述动物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都早于人类。政治行为比人类更加悠久。如果从生理结构上认为哺乳动物比卵生动物更复杂，似乎可以推论：越复杂的群体结构对权力核心的能力要求越高，因此越需要通过竞争方式产生最适首领，相对简单的群体则不需要太复杂的权力斗争，通过各司其职即可维持社会运转。不过也可以从群体数量的角度做出不一样的推论：成员数量较少的群体，竞争择优的成本较低，可以通过竞争方式产生权力中心；成员数量太多的群体，竞争择优的成本过高，因此不宜选择竞争方式，而是直接“天择”。

人类政治的共生演化

从历史源头看，权力的产生源自两点：共同利益的形成、自然禀赋的不均匀分布。为了共同利益，每个集体成员让渡部分个人权力形成集体权力。又由于人与人之间智力、体力、品格、资源、处境不会完全相同，优势者往往成为集体权力的最初行使者，并常常成为权力结构的规则制定者。

权力可能是平等的（例如轮流决策），也可能是不平等的（例如下级服从上级）。权力的产生可能是自愿的（例如协商推举），也可能是强制的（例如暴力胁迫）。自愿产生的权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例如民主制），强制产生的权力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例如君主制）。

人类社会早期，集体权力形成后，权力行使者发现：从同类那里索取资源比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更加容易。如同黑猩猩社会一样，权力行使者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力去做一些维护和扩大既有权力的事情，例如创造出新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同盟者。权力的不断扩大会加剧集体内部阶级分化，剥削现象出现并日趋严重。

不过，被剥削者很少被全部消灭。权力的发力方与受力方会形成共生演化。在自然界中，致病细菌经常演化得不具有太多毒性，避免杀死入侵对象而失去自身的生存环境。食物链中的捕食活动也较少出现灭绝性杀戮。权力的共生演化最终也会找到剥削的平衡点，发力方会找到保护受力方生存并长期行使权力的办法。

另外，禀赋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权力结构也非固定不变，平衡会被打破，并走向新的平衡。禀赋的内容和权重也在不断变化。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权力来源分为暴力、财富、知识三类，分别对应低质、中等质量、高质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人类社会权力也由早期的暴力军队为主，向现代财团与媒体、政府、教会等对大众有实质影响力的集团扩展。

权力与秩序

为什么政治比人类更古老？因为权力是联结群体的力量。人类演化成为人类之前，这种力量已经在生物群体中发挥作用。并且在这种力量的联结基础上，人类集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地球上的其它物种，人类也因此成为权力辐射的载体。

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分分合合。物质和能量的聚合形成生命。生命的各种聚合形成不同的物种。这些聚合通过权力发生，个人之间通过权力联结在一起组成人类社会，人类通过权力将地球生态系统联结在一起构建共同家园。

两个物体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引力；两个人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权力。在早期宇宙中，引力塑造出恒星和星系；在人类社会中，权力凝聚成部落、城市和国家。恒星为引力场内的行星等物体提供能量；部落、城市和国家等人类社群为里面的成员与次级团体提供资源。

人类社会存在规模大小不一的社群。从10人以内的家庭，到100人左右的家族，到500人左右的村落，到数千人的乡镇，到数万人的州县，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的城市和国家，再到70亿人的现代全球化体系。不同层级的系统均由权力联结以维持秩序。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没有国家权力维系，人类社会将陷入“万人对万人的战争”。

人类社会中权力无处不在。为什么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就是权力斗争的地方。为什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权力由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共同构成。权力斗争可能构建社会秩序，也可能破坏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秩序是在权力斗争中由不平衡走向再平衡。

宇宙中同时存在构建秩序与破坏秩序的两种力量（熵减与熵增）。人类社会也同时存在构建秩序与破坏秩序的两种权力，一般将前者称之为合法性权力，后者则为不合法权力。

韦伯（Max Weber）将合法性权力（或权威）分为三种：传统型是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例如父权制；魅力型是有个人的超凡魅力，受人拥戴；合理型是经由权力规则产生，如选举制。

在现实中，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合法性权力按决定方式有“天意”和“民意”之分：君主制决定者是天，是“权力神授”，认为上天（神）决定谁做君王，权力中心是“替天行道”。民主制决定者是人，是“权力在民”，认为社会领袖应由人民决定，替人民行使权力，“为民服务”。

不合法权力主要有（不止两种）：腐败与非法暴力。腐败就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在集体赋予的合法性权力掩护下，从事损公肥私的行为。腐败现象产生原因有二：人性有自私本能、制度有权力垄断。人类社会发明德治与法治两个办法，旨在通过内心道德与外部约束来清除腐败。但只要存在腐败的种子和适宜的土壤，腐败总是屡禁不绝。

非法暴力是未经公认的不合理的暴力行为，例如霸凌、犯罪、群体暴力（有时也可能转换成合法）。现代社会已经不那么崇尚暴力，大多数现代国家解除了国民武装，垄断了暴力使用权。这种变化使人际关系的暴力性下降。例如在英国，现代谋杀率仅为800年前的十分之一，300年前的二分之一。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倾向于使用合法权力解决。

不合法权力会破坏人类社会的秩序。这种情形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比较显著，例如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刚果等国家。这些地区的合法性权力较弱，国家元首可能只是个部落酋长，或地方性军事帮派，国家不能垄断暴力，政府内部腐败盛行，结果导致军阀统治、犯罪普遍、社会混乱。

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

人类社会大体存在过两种政治结构：集权结构，是权力核心依照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实施统治，权力结构配置总体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分权结构，是权力核心被多个机构或集团所把持，权力获取有自下而上的特点。集权结构多出现在近代之前，分权结构较盛行于近代之后。分权结构的产生逻辑是：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界限，有滥用的倾向，且受力方缺乏反制的合理方式。只有权力本身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因此权力应该分散。

人类社会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五种政体类型：一是多头制（polyarchy），意为“多人统治”，也称“自由民主制”。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澳洲。二是新民主制（new democracies），或半民主制（semi-democracies），指民主过程没有完成或民主和威权稳定共存的政体。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和拉美。三是威权制（authoritarianism），强调集体和权威。主要分布在东亚。四是神权制（theocracy），宗教权威凌驾于政治权威。主要分布在中东、北非、东南亚的伊斯兰世界。五是军委制（junta），也称“军事威权制”，由军事委员会或军事强人主政。主要分布在拉美、中东、非洲、东南亚。

同类政体内容和形式也不一致，各有特点。例如多头制中，有的倾向集权，如英国；有的倾向分权，如美国。有学者将民主制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前者特点包括：两党制、多数选举制、一党政府、中央集权；后者特点包括：多党制、比例代表制、联合政府、联邦分权。前者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后者如奥地利、比利时、瑞士。

除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外，国际政治制度的建构也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

人类历史上的国家与国家关系大体有三种秩序模式：一是霸道模式，强权国家与弱小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平等不平衡，例如欧洲近代的殖民地体系；二是王道模式，强权国家与弱小国家的政治关系不平等，但经济关系是平衡的，例如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三是公道模式，强权国家与弱小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基本平等平衡，原则上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的义务，例如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

与其它物种不同，人类发明出全球性政治架构，将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几乎所有成员联结起来。1945年世界主要国家通过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组建起联合国，在促进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及实现世界和平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人没有注意过联合国也有国徽、国旗、国歌。

政治全球化的进程迄今还在继续。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性机构削弱了国家作为自治政治单位运转的能力。欧盟是构建政治共同体最为深入的组织，各成员国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给欧盟，诸如货币政策、农渔业政策、防卫和对外事务等。欧盟所汇集的主权，比各个成员国主权的总和还要大。

当前国际秩序融入了正义、独立、自由、人权等精神元素，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伦理观念。事实上，人类对权力制度的构建一直没有离开过伦理观念。东方儒家伦理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伦理要求“爱汝邻人”、“当他愿意不受干扰时就不要去干扰他”。正是这些理念的共性构筑了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制度理念，让人类社会的权力行使更能符合公认的道德规则。

未来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子？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提出，建构“好的政治社会”，需要“对社会组织方面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之整合的回归”（第299页）。经济学思维方法是否可以为政治制度的建构提供新思路？人类对“好的政治社会”能否形成共识性标准？民主制是不是好的政治制度？谁是人民？政治权力应在多大范围内分配？应该交给全民还是政党？是否以及何时能够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没有国家的人类政治社会？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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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猿猴的把戏者: 进化论破解人际潜规则》著者：[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译者: 吴宝沛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

《蜜蜂的民主: 群体如何做出决策》著者：[美] 托马斯·D.西利 译者: 刘国伟 中信出版社 2019年

《蚂蚁的社会》著者：[德] 伯特·霍尔多布勒 [美] 爱德华·O.威尔逊 译者：刘国伟 中信出版社 2019年

《蚂蚁的故事》著者：[德]荷尔多布勒，[美]威尔逊，译者：夏侯炳 海南出版社 2003年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著者：[荷]弗朗斯·德瓦尔 译者：赵芊里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著者：[美] 哈罗德·伊罗生 译者: 邓伯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著者：[美] 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图洛克，译者：陈光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政治社会学导论》著者：[美]安东尼·奥罗姆 译者：张华青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4年

《政治学》著者：[英]安德鲁·海伍德 译者：张立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政治学概论》著者：鞠海龙 时事出版社 2015年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著者：[英]昆廷·斯金纳 译者：奚瑞森、亚方、李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11年

《国家与权力》著者：[美]理查德.拉克曼 译者：郦菁、张昕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朝服》著者：[美] 菲利普·博比特 译者：杨立峰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作者简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主任、985高校教授/博导、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自由学者。喜求知旅行。出版10余本著作，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足迹抵达7大洲和中国34省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