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思维｜战争是不是本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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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战争的发生

战争的形态

战争的认识

战争理论家

战争的发生

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最常见的理解有两种：一是资源争夺；二是人类本能。

地理学用世界地图说明争夺自然资源是战争的根源。如果画一条线，把北半球4大植被区（混合林、阔叶林、灌木林、热带旱林）以及它们之间的陆海通道圈起来，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这个圈子内发生的。

人类有组织的密集战斗一直在地球上一条不规则的狭长地带内进行。这条军事地带位于北纬10度到55度、西经90度到东经135度之间。可以看出，地球上非军事区的面积比这块狭长地带的军事区面积大得多。军事区内的自然资源丰富性往往成为战争的引爆点。

也因此，人类战争通常都是贫瘠地区向富庶地区发起的单向战争，反向情况很少，多是预防性打击。一方面资源匮乏地区不值得争夺，另一方面在那里作战十分困难。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常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壁垒，包括中国长城、苏格兰长城、德意志堡垒、叙利亚要塞、非洲工事、俄罗斯碉堡线等。

军事学重视战争的政治功能。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既不属于艺术，也不属于科学”，它是唯一的“需要靠流血来解决的冲突”。“政治可视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政治孕育着战争”。“战争就是大规模的对决”，“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为”。“政治目的——战争的最初动机——决定着要达到的军事目标和需要付出的努力”。“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经济学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战争决策。什么是战争？战争是不顾对方反抗、以强制手段迫使其屈服或消失的行为。战争双方可能强弱悬殊，但任何一方都会有受到攻击的风险，否则，譬如屠宰动物就不是战争。既然战争一定有风险和损失，选择战争肯定要收益大于成本才行。博弈论可以解释战争双方为什么不选择避免战争实现共赢。

军事理论家们也常常从经济学角度看待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和平取代战争只有两种情况：战争无法取胜或取胜成本过高。“战争也许不会源于情感，但情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战争，其程度不是取决于文明水平，而是取决于双方利益冲突有多重要。”

战争诱发因素往往是复杂的。战争虽然是集体行为，但战争的决策却不见得一定是出于集体利益的考虑。即便是，在对利益进行成本与收益评估时，也掺杂人性的因素。不同学科对发动战争的人性因素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心理学认为侵略性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给爱因斯坦的题为《为什么要打仗》的信中认为，“人的内心深处有对仇恨和破坏的渴望”，打消这种渴望的唯一希望就是培养起“对未来战争理由充足的恐惧”（“死亡本能理论”）。

行为学认为侵略是一种自然的驱动力。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茨（Konrad Zacharias Lorenz）通过对动物的观察，提出侵略性的能量来自有机体本身。合作狩猎的历史使人类由个人侵略演化出群体侵略。

生物学认为侵略性来自大脑的“边缘系统”。血清素和睾丸素两种化学物质都会影响人的侵略性行为。同时，神经学家也强调，无论动物还是人，对风险的计算会比本能反应更影响决策。有侵略性本能是正常的，难以想象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生物如何适应环境。

人类学认为早期人类普遍存在使用神话和仪式作为避免暴力的手段，不过人类文化的演化路径不同，有的地区形成克制文化，有的地区形成彪悍民风。“文化决定论”中，《萨摩亚人的成年》报告了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宽容社会，那些人不知暴力为何物，战争又似乎并非人的本性。

战争的形态

战争比人类存在的时间更早，灵长目动物不但会爆发战争，还会使用树枝、石头等工具攻击敌方。人类战争的形态大体经历了徒手、石器、金属、火器等时代。即使到了核武时代，人类战争中仍保持有拳击、摔跤、棍棒、石块等最原始的格斗形态。

石器时代

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在13世纪建立了强大的部落帝国，一直维持到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西班牙目击者的记述可以反映石器时代的战争文化：

战争双方先派出同等数量的战士近身格斗，如果武艺不足以吓退对方，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入战斗，直到彻底击败对方。由于没有铜铁，最受欢迎的武器是镶有石片的木剑。手持圆形盾牌，靠近敌人后猛击对方腿部，把他打倒，并将其作为俘虏抓回去。

抓到的俘虏还有“花之战”。先是俘获者对俘虏好吃好喝养起来，奉为贵宾，称其为“亲爱的儿子”，俘虏称俘获者为“亲爱的父亲”。献祭那天要经历“花一样的战斗”。俘虏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有一把镶有羽毛的武士剑和4个可投掷棍子，然后接受石头下面4个武士的围攻。这4个武士并不急于打倒俘虏，而是要在观众面前展示武艺，用带石刃的棍子一直折磨到俘虏倒地不起，最后劈开胸膛，扯出仍在跳动的心脏。

“花之战”的俘虏被挖心砍头后，头盖骨会被陈列在阿兹特克人的金字塔神庙中，血会被俘获他的人喝掉，并将尸体带回家，四肢砍下来按祭祀要求分给别人，再剥掉躯干的皮，将肉摆放在餐桌上，全家人吃着玉米糊做成的祭餐，气氛悲凉，犹如自己的儿子过世。

铁器时代

人类战争工具进入金属时代最早是青铜武器，但因过于昂贵无法大量使用。由于安纳托利亚地区铁矿石极为丰富，且就在地表，公元前1400年左右铁制武器在那里率先普及使用，赫梯人正是依靠这种先进武器对河谷地区发动战争，统治两河流域。

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过渡的时期，人类发明了战车。最初用野驴拉车，后来改用马。古代战车犹如现代坦克一样让使用者迅速拥有战场上的绝对优势。战车速度比步兵提高10倍，追击作战中无往不胜。每辆战车上如果配备一个驾驭手和一个弓箭手，每分钟可射死6个人，10辆战车10分钟能造成500人以上的伤亡。但战车是复杂系统，受制于制造、驾驭、修理、马匹、道路、配套等条件，后来逐渐被更简易便捷的骑兵所取代。

原始战争有一些特点，诸如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依靠投射性武器保证己方安全等。拥有铁制武器的希腊人抛弃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战法，创造出正面对决的战争形态。

在希腊方阵中，通常是纵深8排战士并肩站立。左手持圆形盾牌，右手用长矛和短剑攻击敌人。听到攻击指令后，身负30公斤铠甲和武器的战士就拼命向前跑。两军相接时，将长矛从盾牌缝隙刺出，攻击敌人没有铠甲遮挡的地方，如咽喉、腋下、腹部。

冲锋对撞会使方阵骤然压缩，后面7排人的重量压到一线正在作战的战士身上，会因有人摔倒或被踩倒而出现缺口，后方战士通过长矛乱刺和盾牌推进来扩大缺口，空隙扩大后拔出短剑砍削敌人腿部，迫使敌方后排的人离阵撤退。

方阵一破，失败即成定局。败阵士兵会遭到追杀，重装战士没有时间脱掉铠甲，一般会被敌方紧紧追赶的轻装士兵追上杀掉或俘虏。只有训练有素的队伍才会在溃逃时能够做到且战且退。公元前424年，在一次战斗中雅典人战败，哲学家苏格拉底参加了这次作战，并成功担任了且战且退的战斗角色。

马拉松战役是希腊方阵与波斯军队的第一次直接较量。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当人数劣势的希腊方阵的重装步兵以必死的决心冲入波斯队列时，波斯士兵以为希腊人疯了。然而战果却是雅典人消灭了1/7的波斯军队，自己几乎未损一兵一卒。不过，这种正面对决的战法在战争武器进入火器时代后发生改变。

火器时代

虽然拜占庭人在7世纪就使用“希腊火”，但那是一种液体武器，并未像火药那样带来革命性变化。中国人在10世纪前后发明火药，并传到西亚与欧洲。早期火炮经常会受不住火药的冲击而爆炸，因此即使是点燃长长的火捻也需要克服恐惧和怀疑。火枪则比弓箭更容易造成误伤。但到16世纪中期，火器已经站稳脚跟。

火器时代的来临迅速改变战场上军事实力对比。最先普及火器的欧洲人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到19世纪，全球只有中国、日本、土耳其等极少数国家没有被西方统治。这些地区并非凭借先进武器抵御住西方侵略，恰恰相反，中国、日本都曾有几百年主动控制和排斥火器使用，使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绝对退化，土耳其各级政府也一度对火器严格管理或禁止。这恐怕是东方国家更重视国家内部治理和社会稳定，影响了整体战争武器的升级速度。

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火器挑战，采取将火器逐出日本的做法。1542年织田信长见到葡萄牙火器的威力后欣喜过望，马上给他的军队配备了火器，并废除传统作战的开战仪式（勇将报名叫阵），上千名火枪手列队开枪，迅速击败群雄，在日本诸侯中脱颖而出。继任者丰臣秀吉解除了民间武装，德川家康开始对火器集中管理，使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直到明治维新才彻底改变对火器的态度。

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趋鼎盛之时遭遇火器的挑战。1571年欧洲军队在伯罗奔尼撒附近的勒班陀大胜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主要依靠火枪。奥斯曼人仍在使用传统的复合弓，结果此战死亡3万精锐弓箭手，射箭技术培养不比开枪，这种损失短期内无法弥补。奥斯曼人并非没有火器，此前他们还曾凭借火器击败埃及的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军团因击败过旭烈兀属下的蒙古骑兵而名声大噪。然而16世纪早期的两场战役中，马穆鲁克仍然排成传统的新月队形发动冲锋，却被奥斯曼军队的枪炮打得落花流水，一次战斗就有7000名马穆鲁克勇士战死。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西班牙塞万提斯借小说人物堂吉诃德之口，称火器是“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马穆鲁克的历史学家扎布勒更是借虚构的马穆鲁克首领之口谴责火器的发明：“你们这里有各族人组成的20万大军，就在原地列起阵来吧，我们只派三个人出来作战……你们将亲眼看到这三个人的勇猛……我诅咒你们！你们竟敢对穆斯林使用火器！”

火器的优势也促进了技术的改进。早期火枪手每分钟最多发射3发子弹。1914年的步枪每分钟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飞机出现在战场成为“飞行的大炮”。在1943年7月盟军对德国的夜间空袭中，汉堡80%的建筑被炸毁，3万市民被炸死。1945年夏美军飞机用燃烧弹将日本60个最大城市的60%城区炸为废墟。当然，这些常规武器都无法与一颗原子弹会造成数以10万计死亡人数的核武器相比。

战争的认识

中国和西方对战争的认识是有诸多区别的，譬如以下特征：

辩证与逻辑

中国哲学充满辩证，中国文化追求中庸，表现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就是谨慎和克制，因此会有效进行军备控制。西方哲学推崇逻辑，西方文化追求极致，表现在战争方面则是无所不用其极，发展军备不遗余力，军事冲突必分胜负。

孙武讲兵法首先谈战争的危害：“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并且认为，武力的使用不是战争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态度是“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战争是武力行动，对使用武力没有逻辑上的限制。” “如果一方毫无愧疚地使用武力，在流血牺牲前毫不退缩，而另一方却一味退让，那么前者定会占上风。”“道德力量除了在国家和法律中得以体现之外，没有存在余地，所以武力，即物质力量就是战争的手段，逼敌人服从我方意志就是战争的目的。”

适度与极限

中国人崇尚适度，战争不以杀戮为能事，优先考虑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倾向用道德和法律控制武力。通过对战争的自我设限，实现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目标。面对侵略，习惯用文化控制入侵者的破坏倾向。这些早于任何西方社会的战争理念后来传入西方，影响了欧洲人的战争理论。但西方人总体上仍然倾向于极限施压、正面碰撞的战争方式。

孙子的战争理念是争取“保全”：“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深知战争对己方的破坏作用，并不以大规模消灭敌人为目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克劳塞维茨坚信“争斗是战争唯一有效的活动”，目的是“摧毁敌人军队”。“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较好的、更有效的手段，其他手段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战斗是唯一可能的手段，一切事务都受制于武力对决的最高法则。”“如果要让敌人受到胁迫，你就应该把他放在更恶劣的环境里，比你要求他做出的牺牲还要糟糕”。“唯一能够限制行动的因素只有战争固有的平衡力。”

胜势与精神

中国文化理性务实，看待战争虽然也强调精神力量，但更重视物质力量的调动与运用，不打圣战，极少宗教战争。西方文化强调信仰，重视精神力量，并体现在战争理论中。中国历代军事家都会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角度判断和寻求战争胜利的因素，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讲究顺势而为，化不利为有利。通常人们认为中国人长于“以谋取胜”、西方人长于“以力取胜”，其实中国人“谋”的是战争形势转化与物质力量运用，西方人的“力”也包括精神力。

孙子认为开战前占据胜势的一方会赢得战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审视战争胜负也不是从武力着眼，而是放在更为宏观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君主、统帅、环境、法令、实力、训练、体制）、五形（度/土地面积、量/资源总量、数/兵员总量、称/军事实力、胜/胜负判断）。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如何使用战斗来实现战争目标，战术是如何使用军队赢得战斗。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其中“精神要素在战争中是最重要的”。“物质因素只不过是一把刀的刀柄，精神因素才是那部分珍贵的金属、真正的武器、打磨锃亮的刀刃。”“主要的精神要素有指挥官的技巧、军队的经验和勇气、军队的爱国精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决定论”，他同样提到，“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两国之间的战争是荒唐的……双方物质力量的差异至多不能超过精神力量可以弥补的那部分。”

战争理论家

上面对比中西战争理论主要选取孙武和克劳塞维茨两位代表性人物的言论。他们不仅是享誉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参与过著名战争的军事指挥官。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是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后世尊称“兵圣”、“东方兵学的鼻祖”。所著《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18世纪传入欧洲，受到法皇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美国尼克松总统、布什总统等历代西方重要首脑推崇。美英主要军事院校均将此书列为必读书之首。

孙武是齐国人，为避齐国内乱，至吴国隐居山林，研究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经伍子胥多次推荐，吴王任命孙武为将，练精卒3万，准备向楚国的30万大军开战。孙武根据形势，避免与楚军决战，而是先分成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军疲于奔命，人力物力大量损耗，而吴国在轮番进攻中抢掠不少物资，在与楚国的对峙中占据上风，战略主动。

公元前506年，借楚国伐蔡之机，孙武率吴军救援。楚军调集主力阻击吴军。孙武却发动战略奇袭，突然改变进军路线，改水路为陆路，以迂为直，避免逆水行舟的迟缓，在友军配合导引下，直插楚国纵深，出其不意挺进到汉水东岸。楚军被动仓猝应对，两军隔汉水对峙。

楚军统帅未按原先内部商定的作战计划等待楚军完成对吴军的迂回包抄，贪功冒进，率部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孙武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诱使楚军在不利形势下连续与吴军交战失利，造成士气低落。而后孙武选择在柏举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楚军主力被击溃后，吴军尾随不舍。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一举攻陷郢都。

楚为大国，国都被破，国力犹在，孙武建议吴王尽早回师。吴王未听，受到秦国、越国等军队攻击，后悔而返。孙武请求功成身退，吴王令伍子胥挽留，孙武以“天道兴衰、四时无常”解释去意，坚持归隐。吴王请其留下兵法，孙武欣然同意。有史载孙武隐居后重新整理兵法，分上中下三卷，现存为上卷13篇，中下卷遗失。

克劳塞维茨（1780年~1831年）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被称作“西方兵圣”、“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其著作《战争论》是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西方军事院校必读的“兵学圣经”。

克劳塞维茨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军官。他12岁时就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3岁走上战场。1806年，拿破仑的法国军队迅速击溃普鲁士军队，克劳塞维茨成为战俘被抓到法国，获释后回国仍做军官。在“实际爱国主义”思想下，他违背国王命令，拒不跟随法国军队入侵俄国，反而加入沙俄军队与拿破仑军队作战。他蔑视法国人，认为法国人狡诈油滑，普鲁士人却高尚诚实。

1813年，克劳塞维茨身穿俄国军服回到普鲁士，两年后参与了对法国的滑铁卢战役。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后，他开始着手为普鲁士建立一套可以致胜的战争理论。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张革命，他却坚信维护现有体制更有利于国家。1831年欧洲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夺去克劳塞维茨的生命，他的妻子在他去世后将其《战争论》整理出版。

该书40年后才开始流传。用兵如神的普鲁士军总参谋长毛奇说，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外，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战争论》。希特勒是《战争论》的坚定追随者。他在1934年的慕尼黑大会上对听众大喊：“你们没有一个人读过克劳塞维茨！即使有人读过，也没有学会联系当今的现实。”1945年4月希特勒临终前在柏林地堡里撰写政治声明的时候，只提到一个名字来为他曾企图达到的目标辩解，那就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

人类出现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战争形态随着文明发展阶段而不同。理论家们观察和思考人类战争的规律与致胜之法。这些现象难道不是生物演化过程中的本能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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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战争史》 著者: [英] 约翰·基根译者: 林华 中信出版社 2015

《战争论》著者: [德] 克劳塞维茨 译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君主论》著者: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译者: 潘汉典 商务印书馆 1985

《谋略: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著者: (古罗马)塞·尤·弗龙蒂努斯 译者: 袁坚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战略论: 间接路线》著者: [英]利德尔·哈特 译者: 钮先钟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战争艺术概论》著者: [瑞士] A. H. 若米尼 译者: 刘聪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孙子兵法》著者:孙武 译注: 陈曦 中华书局 201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著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作者简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主任、985高校教授/博导、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自由学者。喜求知旅行。出版10余本著作，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足迹抵达7大洲和中国34省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