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思维｜文化是不是有先进落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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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精神

普遍与特殊

渐变与突变

冲突与融合

文化表现为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根源于思维方式。文化的演进起始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文化的融合形成于思维碰撞和优胜劣汰。文化的冲突是短期现象，文化的融合是长期趋势。

物质与精神

文化是什么？

坊间惯以“文化”指代“知识”，称“知识分子”为“文化人”，称知识水平较低、精神生活较少的地区为“文化沙漠”。“文化”的确包括“知识”，知识水平高也可称文化水平高，但文化不仅仅是知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特征也是文化现象。

民间也常见将“文化”混同“文学”，将“文学巨匠”称为“文化大师”，有的当代知名文化学者给年轻朋友开出的文化书单全是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其实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各种艺术、思想、制度、法规、民俗等，都是文化。

还有的著名文化学者将“文化”与“科学”并列对比，也是不准确的理解。科学的本质是一种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并非只有科学，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文化现象。更适合与“科学”对比的词汇可能是“玄学”或“艺术”，科学、玄学与艺术都属于文化。

学界常见将“文化”等同“文明”。虽然很多时候二者的确有相同内涵，但确切来说，“文化”出现更早。当原始人类开始会制作多种造型的陶器、丰富生动的壁画、精细打磨的石头工具时，我们可以称这些现象是文化，还不能算是文明。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出现后才产生文明。更多语境中，文明是文化的实体。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目前关于文化的权威定义，有的繁琐冗长，有的晦涩难懂，有的以偏概全，有的含混不清，有的画蛇添足。能够成为共识的部分，一是文化与人类有关，二是文化是属于特征的现象。

因此，“文化”应该指“人类社会群体的特征”。“社会群体”（有时也可以是个人）可以小到家庭、家族、企业，也可以大到民族、国家，乃至东方和西方。社会群体的“特征”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的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

正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征现象，而人类社会又是多特征的复杂巨系统，可以从多种角度归纳特征，所以我们看到文化论述五花八门，文化概念角度各异。有的美国学者著作中罗列了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连文化学者们也深感“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A.L.Lowell）。

总体上，学界按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方式分类：两分法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联合国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三分法分为物质、制度、精神；四分法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价值；六分法分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

理论上，“文化”概念不仅包括精神领域特征，还包括房屋建筑、交通工具、饮食服饰、日常用品等物质领域现象，是物质和精神特征的总和（广义内涵）。实践中，政府公文与人们通常使用“文化”概念时，一般指的是社会创造的精神财富（狭义内涵），包括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科学技术、家庭制度、社会制度、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等。

文化不是实体，是特征，是人类生活的外在表现。文化现象既包括物质特征，如衣食住行的器物工具，也包括精神特征，如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这些都属于生活方式。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最主要源自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是思想观念。

每个人受生活环境影响形成不同思想观念，表现出不同文化特征。譬如，有的家庭异地成员住到一起后，开始感觉住不惯、吃不惯，进而互相看不惯、不适应，表面是吃住等物质领域的文化差异，背后是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等精神领域的文化差异，特别是看待事物是非好坏的标准和观念不同。

不仅家庭文化，企业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都有类似现象。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不同。诸如：求知、上进、文雅、安静、坦诚、勤奋、节俭、理性、独立、爱干净、爱艺术等特征，有些社会群体对此重视和提倡，有些则否定而鄙夷，甚至仇视。不同观念的人在一起因此产生摩擦与冲突。

精神文化会影响物质文化。20世纪60年代东亚的韩国与西非的加纳处于同一经济水平，30年后韩国人均GDP是加纳的14倍，亨廷顿认为这主要是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等韩国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二战后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优于非洲、拉美等地区，普遍认为与儒家文化圈的集体主义及自强精神分不开。

不同观念是不同精神文化的核心基础。对待生活，或满怀感恩，或满腹抱怨。对待权力，或公平公正，或贪污腐败。对待产品，或精益求精，或假冒伪劣。对待朋友，或互相信赖，或互相利用。对待知识，或探求规律，或期待利益。对待佛教，或读成哲学，或练成迷信。对待中医，或养生之道，或江湖之术。

当今先进文化特征在精神层面被总结出10点：升职靠成绩还是靠关系；公民社会还是熟人社会；强调未来还是强调过去；工作是需要还是负担；追求双赢还是追求零和；普及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制度廉洁还是腐败；社会公平还是权贵；权力分散还是集中；宗教对生活影响是小还是大。

普遍与特殊

文化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两种。国家层面，普遍性文化较先进群体为扩大自身影响力，更倾向于宣传文化的普遍性，例如普世价值。而普遍性文化的后进群体为维系自身的利益，更注重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例如民族特色。

“普遍性文化”是各个社会群体都会具有的特征。例如世界各民族都会使用工具，而且工具发展大体都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历史阶段，只是不同民族或早或晚。

普遍性文化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程度，有先进、落后之分。从马车到汽车，从弓箭到枪炮，从采猎到农耕再到工业，从神治到人治再到法治，这些文化特征标志着文明的进步，也是大部分民族都经历过的文化演进。人的生理结构及其功能的相同性决定了某些人性的一致性，进而决定了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性。

“特殊性文化”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独有特征，不见得在各个群体都会出现，例如同样是使用餐具，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汉语文化圈的人可以理解中文诗词的优美意境，英语文化圈的人可以感受英语表达思想的准确性。

特殊性文化往往各有优劣，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但它是一个社会群体自我认同的内在力量。有的特殊性特征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例如中国古代的诗书礼乐和琴棋书画；有的可能时间不长就消失了，例如某些民族纹面和打落牙齿作信物的习俗。

特殊性文化源自各个社会群体特殊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最初的不同加上人们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形成后来该群体较稳定的特殊性特征。当一个社会群体特殊性文化特征消失的时候，基本也反映这个社会群体正在融入其它社会群体的潮流。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契丹、党项后来都因为失去了本民族特征而成为了历史名词。

普遍性文化具有强传播性。先进的工具、制度和思想，往往是大多数社会群体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后进的社会群体会主动向先进的社会群体学习和靠拢。在这一过程中，特殊性文化也会被传播，后进群体原有的特殊性却可能随之消失。

17、18世纪中国国势强盛之时，中国的哲学思想、科举制度等普遍性文化被欧洲推崇和学习，连带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也成为欧洲贵族的时尚和抢手货，这些特殊性文化的传播使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带有鲜明的中国风。

19世纪欧洲人眼中强大繁荣的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轻松击败，令欧洲人大跌眼镜，那些曾经公开表示倾慕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纷纷改变态度，曾经受人敬仰的睡狮国度和东方文化沦为欧洲人嘲笑的对象。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物质文化领域，是欧洲普遍性文化超越中国的显著标志。

20世纪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等普遍性文化的过程中，原来的长袍马褂拱手礼等特殊性文化也逐渐被西装领带握手礼取代。80年代大量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先进知识，同时美国牛仔服、摇滚乐和麦当劳也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

渐变与突变

文化传播，有时是渐进的，有时是突发的。文化变迁，有时是移风易俗，有时是文化革命。

中国文化传至欧洲大多历时较久。中国2世纪发明的造纸术，1000年后才传到欧洲。中国8世纪发明的印刷术700年后才传到欧洲。中国9世纪发明的火药500年后才传到欧洲。中国《孙子兵法》等先哲著作，2000多年后才传到欧洲。

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却非常迅速。不仅在中国，欧洲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速度都很快，但起初不是通过精神文化，而是通过物质文化让世界开始研究欧洲，是通过军事优势与战争能力发动的文化传播。事实上，欧洲历史上从未产生过一个有影响力的主要宗教。但近现代主要意识形态均出自欧洲，诸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

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渐变与突变方式类似于生物的演化方式。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认为人类的文化也能用基因的原理解释演化过程。他根据基因（gene）创造出文化的演化单位“迷因”(meme、也被音译为迷米)。迷因是文化的遗传因子，也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迷因学是以迷因（文化基因）为天择单位；社会演化仍然是一种生物基因中心观点，以遗传物质分子为天择单位。

文化演化的先天因素主要是文化传统基因，后天因素包括内外环境刺激。

古希腊人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并将自由、民主的文化基因遗传给欧洲。罗马人发展了理性和法制，并成为欧洲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都对欧洲文化基因有深刻影响。中世纪基督教为欧洲文化注入了敬畏信仰和崇尚智慧的基因。正是这些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才有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的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基因也是历史发展的多元产物。华胥夏禹时代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原始基因。殷商天道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西周反思“天命靡常”（《诗经.文王》），转向“敬德”、“修身”。春秋战国诸子更是将人道文化发扬光大（如《道德经》比较人道与天道的不同）。秦汉以降，天道与人道融为“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基因。皇帝是“替天行道”的天子，中央集权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

多数时候，文化基因的演化是渐变的。先有一种思想酝酿，这种思想最初只存在于个人或少数人的范围，思想者往往因为与社会主流观念不符而受到冷漠、疏远，甚至迫害。然而随着这些有价值的思想传播范围越来越大，其文化价值开始在社会中体现。这样的例子中外都很多，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竹林七贤、哥白尼、达尔文、毕加索、萧伯纳等，他们的思想化为了后世的文化基因。

一种思想能否影响社会成为文化基因，取决于多种条件。有时候无关其是否正确或代表真理。一个人的想法，当他是亭长或和尚的时候，没人当回事，后来他做了皇帝，所言均为圣旨，自然影响全社会。一个人选择隐士生活，其思想大概率随着他本人一起消失，除非有人请他留下文字，或者有很多好学生替他宣扬。

文化在剧烈的内外因素刺激下，也会有突变。一次迁都可以推动一个民族汉化。一场征服可以使基督教文化变成伊斯兰教文化。一次改革可以使一个国家“脱亚入欧”。一场内战可以废除奴隶制度。一波运动可以消除社会歧视。

文化突变有时会长达百年，塑造新的文化基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严重冲击了两汉的儒道体系，佛教此时迅速传播，由此形成延续千余年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19世纪欧洲列强侵华引发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并尝试接受各种西方文化，20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

文化突变往往是在传统思想文化基因的架构下发生的。譬如引入“民主”时，宣传自古就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主思想；引入“平等”时，强调原本就有“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公平思想；引入“共产主义”时，声明传统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思想。

自然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社会群体的文化演化。早先爱斯基摩人会造独木舟，后来树木的消失使其丧失这种技能。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原本可以造大船出海，捕食大量海豚，随着岛上环境恶化，到18世纪只能造极其简陋的小木筏在沿岸活动。澳大利亚土著（Yir Yoront）接受了欧洲人的铁斧后，原来凭借打制石斧享有威望的老人失去社会地位，父权社会解体，传统文化改变。

冲突与融合

不同文化相遇，可能发生碰撞或吸收，可能伴随冲突与融合。文化冲突的形式包括战争、歧视、排斥。文化融合的方式主要有传媒、商业、留学、旅行、移民。

常见的情况是，开始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均意图和平相处（哥伦布船队最初也想与印第安土著和平共处），但因观念和利益的差异发生冲突。通过重新建立秩序后，继续进行文化融合，通常是弱势方学习强势方，但有时反过来，征服者主动向被征服者学习文化。

“西学东渐”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冲突与融合。晚清重臣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非其首创，但因张有威望，且有光绪上谕加持，故为代表）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圭臬。梁启超谓“举国以为至言”。

回顾“中体西用”，何为体？何为用？核心理念为"体"，行为器具为"用"。张之洞《劝学篇》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不过，如果体用不兼容、观念有冲突怎么办？当初严复就曾质疑“中体西用”的可行性：“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中学”的“体”发展不了“西学”的“用”。

与之类似，1930年代的埃及，阿里也提出“埃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此前日本也曾提出“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这种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态度被亨廷顿称为“改良主义”。另外两种态度分别是“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全盘西化主义）。

亨廷顿的结论是：“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他所理解的“现代化”，其实是指普遍性文化；而这里的“西方化”，也就是欧美的特殊性文化。普遍性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因此每个国家地区都追求现代化，而特殊性文化则不然。

在文化的冲突面前，保持文化特殊性有利于维持凝聚力和自信心，因此多数国家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都会有倡导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会加剧文化冲突，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却能维护社会群体特征。但也有国家或民族为了学习先进文化，不惜放弃本民族语言，将英语作为国语，全盘西化。

文化的核心是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不同的知识技术水平与器物制造能力。对于普遍性文化而言，落后方一定要全面学习先进方。精神文化决定物质文化，只学习先进方的物质文化而拒绝精神文化则很难成功。文化变迁过程中，矫枉过正是常见现象。

始终需要记住，文化只是特征，不是实体，其载体是人类社会群体。人们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本群体的存在、壮大与振兴。文化对实现目标有决定性作用，但文化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因此，不必拘泥于形式。无论普遍性文化还是特殊性文化，目标均应指向有利于本群体的更好发展。

归根结底，文化反映社会群体的演化状态，演化不见得会一直进化。先进的普遍性文化不仅包括先进的工具，更包括先进的理念。社会主流文化可以是诚信、向善、高雅，也可以是虚伪、欺诈、低俗。当今社会文化，是在进化，还是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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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著者: [美]劳伦斯・哈里森/ 塞缪尔・亨廷顿 译者: 程克雄 新华出版社 2010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著者: [英]汤普森 译者: 高銛 译林出版社 2005

《文化的解释》 著者: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译者: 韩莉译林出版社 1999

《自由的文化: 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 著者: [德]克里斯蒂安·迈耶译者: 史国荣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著者: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中国文化史导论》 著者: 钱穆 商务印书馆2003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著者: 楼宇烈中华书局 2016

《西方那一块土: 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著者: 钱乘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著者: 孙隆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中国文化的展望》 著者: 殷海光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何谓文化》 著者: 余秋雨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主任、985高校教授/博导、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自由学者。喜求知旅行。出版10余本著作，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足迹抵达7大洲和中国34省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