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思维| 国家是不是虚构的故事

（本文7000字，阅读约需要18分钟）

国家是由个人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真实的系统。国家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国家兴衰不是靠人的虚构和想象发生变化的。国家演化，包括统一和分裂，均有其内在规律。从系统特征来看，国家与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目录

赫拉利的观点正确吗

国家的寿命与疆域

国家的本质与演化

国家统一的“势”、“力”、“策”

赫拉利的观点正确吗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Humankind）与《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两本书中提出“国家是虚构的故事”。理由是真实与虚构的区别在于，该事物能否感受到痛苦——人受伤时，人有痛苦，因此是真实的，而国家受伤时，国家并不能感觉痛苦，因此是虚构的。

他认为，真实实体一定“会感觉痛苦”，例如受伤的士兵和饥饿的农民。而国家与货币都是人类虚构的现象，如同宗教信仰一样，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任何独立的个体都无力撼动这些人们共同的想象。

国家只是虚构的故事吗？什么是国家的痛苦？国家受伤或灭亡时，给很多身体并没有受伤的人带来的痛苦感受，算不算国家的痛苦？国家有没有神经系统、国家意志、和痛苦感受？

感知痛苦是真实与虚构的判断标准吗？人们剪掉头发指甲却并未感知痛苦，头发指甲是虚构的存在吗？如果人因为神经系统坏死、无法感知痛苦、就可以否认人是真实的存在吗？

如果痛感并不是判断真实的标准，如果国家受伤感知痛苦的方式与个人受伤并不相同，如果组成国家的每个人能感知到国家的存在，那有什么理由可以否定国家的真实？

将国家视为虚构的观点，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主体）的思维方式，因此会形成其书中“主观、客观、主体间”的三维思维框架，也必然会以“人的感受”作为事物判断的标准。

个人与国家，是宇宙多级系统中的不同层级系统。看待不同层级的系统，要有不同的思维视角。

当大量细胞细菌病毒通过共生演化组成人体的时候，就不能只从细胞细菌病毒的视角，认为人体是虚构的故事。当大量个人通过共生演化组成国家的时候，就不能只从个人的视角，认为国家是虚构的故事。

如果将思维视角转换一下，就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国家的寿命与疆域

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很多分子组成细胞。很多细胞组成人体。很多个人组成国家。国家是真实的系统。国家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

国家系统有生有灭，有兴有衰，不是靠人的虚构和想象发生变化。虽然离不开人类的群体意识，但却是真实的存在。

国家系统象人体系统一样，也有生命。

古代中国将国家的寿命称为“气数”，气数已尽则亡国不可避免。国家寿命的终结与人一样，或亡于内，或亡于外。内有疾病，祸起萧墙，则政权更迭。外有敌患，飞来横祸，则国家易手。中国历史上，汉唐亡于内，两宋亡于外。世界历史上，希腊安息亡于内，波斯罗马亡于外。当然，内外指的是主要原因，系统往往是灭亡于共同作用。

说到气数，富裕的国家要让周边国家或部落也能共同富裕才是长久之道，哪怕是边贸、和亲或岁币的方式，否则，周围的贫困地区也会将富裕的文明淹没。女真人灭亡北宋，蒙古人灭亡南宋，希克索人灭亡埃及，赫梯人、喀西特人、波斯人灭亡巴比伦，马其顿人灭亡希腊，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灭亡罗马，都是平衡规律下的国家演化产物。

国家寿命长短与体型大小无关。体型胖瘦的人都有可能长寿，也可能夭折；版图大小的国家也都有可能长久，有可能短暂。大版图国家如亚历山大帝国和秦帝国，寿命都很短，而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寿命却很长。

国家规模有成长的极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阿卡德帝国约60万平方公里。世界历史上的传统帝国疆域大多数不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规模成长过快过大往往迅速发生分裂，例如蒙古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大英帝国。

这有点类似细胞分裂的功能：细胞必须有足够的表面积才能正常进行代谢作用，但细胞体积逐渐生长增大时，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物质交换适应不了细胞的需要，于是发生细胞分裂以恢复适宜的比例。国家过大造成代谢运转不畅时，会自动分裂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

国家越大，发挥集体力量的能力也越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先后在大河流域出现并进行复杂建设工程是人类合作效率提高的例证。国家规模扩张虽受追求效率的驱动，但国家规模越大内部交易成本越高。尤其在古代社会，领土越大的国家内部传递命令和信息、人事选拔与考核、以及调动军队和后勤供应越是不便，就越有可能出现“天高皇帝远”的脱序现象，国家规模就会出现成长的极限。

现代社会，国家规模仍然没有随技术突破而出现急剧扩大的现象，除了民族与文化的阻隔外——虽然世界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约国家规模的关键力量已经由古代的自然力量转变为现代的观念力量。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其合法性的国家开始出现。现代国家体系更强调主权和民族的特点不同于此前分别以封建（feudal）原则和宗主权（suzerainty）原则构成的西方国家体系与东方国家体系。即使一个国家政权具备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运用武力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不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举动。这里关键是主权观念。

以前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则主要靠实力说话，因此秦国可以灭六国一统天下，罗马可以征服地中海沿岸各国使地中海成为内海，普鲁士可以通过普丹、普奥、普法等一系列战争建立起排除奥地利的独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然而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视角，人们就会质疑：谁赋予秦始皇、凯撒、俾斯麦的权力？法律上和道德上有没有合理性和依据？

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经排斥武力。二战后朝鲜、越南、也门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都尝试使用武力解决，越南还获得成功。即使是2014年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离乌克兰独立、并重新加入俄罗斯，也是在俄罗斯军队的进驻下完成的。现实中人类社会解决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争端还不能彻底排除武力方式。当前世界上虽有20几个国家不设军队，但基本上都是内部有警察武装，外部有其他国家军队保护。

国家的本质与演化

霍布斯（Hobbes Thomas）、洛克（John Locke）等17世纪社会理论家对国家有过深刻论述。

后来关于国家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思路：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以“统治阶级”为权力主体的研究思路认为，国家反映的是阶级和社会利益，阶级和社会斗争驱动国家权力向力量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和阶层转移。

韦伯（Max Weber）以“官僚体系”为权力主体的研究思路认为，国家反映的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体系的利益，官僚体系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会扩张自身权益与加强国家干预。

第三种思路以“国家自主性”强调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主张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理论很大程度上沿着这种思路，将研究重点放在由不同阶级、精英和利益群体组成的政权如何自我运作上面，更强调国家和政权的公共服务功能。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新多元主义更强调组成国家的利益集团的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

比较以上三种主要思路，无论将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统治工具、具有权威的官僚体系、还是利益集团的协调平台，均是从系统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本质和特点，都认为国家具有集中和分配集体权力与利益的功能，差异主要是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关系和博弈方式。

国家系统内部各方力量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从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演化，在此过程中国家系统内部会自发产生熵，即无序性。无序指系统中要素的存在或变化有很多种可能性。有序则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具有规则性，其存在或变化的可能性较少。

国家系统由多种利益集团子系统组成。从每个层级系统的角度，无论个人还是利益集团，为了存在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如果没有任何相互制约，逻辑结果必然是每个人或每个利益集团的权益追求趋于无穷大，整个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

对人类社会而言，无序意味着不稳定和脆弱，但有利于释放创造力；有序意味着稳定和强大，但创新性约束较大。因此无序和有序各有利弊，没有哪种状态是绝对的好或坏。但有序是生命的特征。

每个层级的个人与利益集团都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不断追求自由度的本能会产生熵增。而现实中任何系统的外部资源都存在有限性，任何个体与利益集团在获取资源时都要受到其他个体与利益集团的制约，这些外力产生熵减。

系统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保持有序和无序的平衡。

现实中人类社会系统没有绝对无序和绝对有序的状态，但在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宽广区间内，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出现多种不同程度与不同组合的系统组织形式，例如战争时期常见集权制而和平时期流行民主制等社会组织方式。

国家系统内的个人或利益集团有从外部获取权益的需要和扩张本能，这些权益包括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的自由支配权、选择权和发展权，但每个子系统都只能享有一定规则下的配额，即有限权益。

这些规则可能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对另一些利益集团不利，受损的利益集团会反对并采取游说请愿、罢工游行、阶级斗争、民族冲突等和平或暴力的多种方式进行抗争。

如果这些权益配额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抗争得以在原有国家框架内解决，国家就将呈现统一状态。假如在原有框架内已无法平息矛盾，配额争夺呈现对立相峙局面，国家趋向分裂。

理论上讲，没有任何具体的差异和对立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决定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最根本因素不是政治对立、经济差异、语言文化、民族宗教，而是权益弹性。

国家的权益弹性是指国家系统内部要素发生不平衡变化时，权益安排的规则可以化解矛盾与对立的程度，它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权益包容性和可变性。权益弹性越强，国家越不容易分裂。

在一个权益弹性强的国家，当某一利益集团发展壮大后提出宗教信仰、民族待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领域更高的权益要求时，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到满足，例如合理协商或个人可以自由流动。一个权益弹性弱的国家则呈现协商和流动性等方面的僵化。

国家统一的“势”、“力”、“策”

从国家最高权力的角度可将国家分为统一、分裂和分治三种状态。

国家最高权力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前者指可以行使和分配颁布法律、司法、任命公职人员、征收捐税、发行货币、组织和调动军队等权力的权力，后者是被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具有行使对外战争与和平、缔结国际条约等权力的权力。

一个国家如果对内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地位都是唯一的，国家是统一状态；如果二者都不唯一，国家是分裂状态；如果对外独立地位是唯一的，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代表该国的政权，但同时对内最高权力不唯一，存在两个或更多互不隶属的政权，则国家处于分治状态。

统一或分裂状态如果得到各方的认可，均是稳定状态，但分治状态意味着一国内部不同政权间对国家演化方向存在根本分歧，很难有持续的稳定性。不稳定系统一定要向稳定系统的目的点演化。这当然也只是系统演化中的一个阶段。

国家在统一、分治和分裂三种状态间转化是系统的相变。国家内部如果出现了互不隶属且互不承认的两个最高权力中心，国家系统会向消除根本政治分歧的稳定结构演化。

在两个政权之间的博弈中，消除根本政治分歧有三种途径：一方改变意志；双方改变意志；在均不改变意志的情况下一方消灭另一方。

三种途径的演化方式最终由政权的向心力决定，向心力强的一方将获得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迫使另一方改变意志。

政权的向心力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具体体现为政治影响力、经济推动力、文化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信仰包容力、军事战斗力、外交亲和力与统一意志力的合力。这些力量有自愿和非自愿之分。

自愿力量和非自愿力量都是重要的序参量，在不同时期各自扮演主导力量的角色。序参量是决定演化进程与系统最终结构的变量，支配子系统行为。协同学认为，系统形成新的整体结构的演化规律是序参量之间的协同竞争。

有学者提出“势”、“力”、“策”理论（3S模型）。在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势”决定了哪种力量会成为系统演化的主导序参量，“力”的对比决定了该序参量向哪个方向运动，“策”决定了国家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的方式和途径，或者说系统如何优化。

政权追求国家统一或权力最大化目标时有三个约束条件：国际形势、自身能力和国内民意，因此政权进行权力扩张的着力点也在于上述的“势”、“力”、“策”三方面。

外部形势（简称“势”，Situation）是政权运作和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国际环境，上一层系统对下一层系统有重要作用和影响，政权需要处理好国家系统与国际母系统的关系。

内部力量（简称“力”，Strength）是政权自身具备的实力和能量，政权力量增长率是国家系统演化的重要序参量，对国家系统的各个子系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政权策略（简称“策”，Strategy）是政权采取的施政策略，系统一旦具有自我意识就会主动影响系统演化，客观上可以加速或改变系统演化进程。

在国家系统与国际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国际形势对国家演化的主导序参量有关键性影响。当国际形势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时，政权更倾向运用自愿力量对双方控制下的民众产生影响，改变民意对比。民意主要是由历史惯性、时代潮流、舆论引导等因素决定。在时代主题是战争与冲突的国际形势下，政权会优先考虑非自愿力量如军事手段。军力取决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组织士气、科技水平等因素。

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北越借助中苏抗衡美国，打了20年的统一战争，最终迫使美国撤出越南并放弃对南越政权的军事支持，北越在1976年凭借军事力量实现了国家统一。

德国实现国家统一的1990年，正值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的前夜，苏联当时已无力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对抗，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节节后退，主导德国国家系统演化的非自愿力量迅速让位于自愿力量，西德推动国家统一顺应了两德人民的主流民意。

相对而言，“力”是慢变量，但也是最根本的序参量，因此长期而言国家建设主要是“力”的建设，即自身全面发展进步。政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通过使民众产生畏惧与热爱的不同情感，形成推力和引力，从而共同构成民众对其的向心力。

政权可以通过权益弹性的提升改善自身的软硬实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仰等方面让民众有更大的自由度与选择权，意味着国内权益弹性的增大，政权的军事、法制和外交力量的增强，同样是扩展权益弹性的表现，有助于解决内外权益的纷争。

英国在宗教信仰和经济文化方面的权益弹性较高，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虽然有分离倾向但迄今都没有独立出去。

加拿大也在不断提升语言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权益弹性，得以将魁北克留在国内。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不但可以粉碎车臣的分裂行动，还可以让克里米亚从乌克兰重新回归俄罗斯，这也是较高权益弹性背景下软硬实力的体现。

二战后印度独立初期，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权益弹性低，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方面缺乏权益弹性，终于酿成东巴与西巴分裂，孟加拉国独立。

战后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在政治权力方面明显缺乏权益弹性，迫使厄立特里亚人由和平请愿争取权益、最终转为武力方式实现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去。

“策”是政权旨在对国家结构进行系统优化而针对民意及其他政权采取的政策方案选择。在自愿力量处于主导序参量的地位时，“策”的核心是通过向国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赢取国民的信任进而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

“策”的运用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系统演化的结果。

汉武帝时期曾在朝鲜半岛设置汉四郡进行有效管辖，唐高宗时期灭亡高句丽，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国家统一。后来唐朝对新罗胜而退兵，册封新罗国王，并没有维持统一结构。

汉武帝时期曾在越南北部设置汉三郡统治，越南在中国版图内历经1000多年的国家统一状态，后独立建国。明成祖时期越南内乱明军应邀平叛，因原来的陈朝宗室后继无人而取消册封，将越南重新纳入版图，设为交趾布政使司，但不久以“交趾荒远”为由重新许其独立。

二战后的国家统一成功案例中，坦桑尼亚与也门均采取了联合式统一方式，德国和越南则均采用吸收式统一的方式。德国更多发挥软实力，越南更多依靠硬实力。策略方案的正确运用对国家系统演化预期目标的达成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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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以]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今日简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以]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未来简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以]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朱磊，《天命之争——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朱磊，《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统一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主任、985高校教授/博导、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自由学者。喜求知旅行。出版10余本著作，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足迹抵达7大洲和中国34省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