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男青年的“结婚难”？

华说

春节向来是“逼婚”的好时机。从城市回乡的单身男女青年，大抵会遭遇长辈亲戚的灵魂三问：“找对象了吗？有合适的吗？啥时候结婚？”这个春节，新华社聚焦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大龄男青年。

新华社报道说，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访发现，农村大龄男青年面临的“结婚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结婚费用高——房、车、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少则五六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成为一些农村适婚青年背不动的“三大山”；其二是适婚青年面临男多女少的尴尬。譬如说，河南省郸城县前刘楼村有500多户人家，23岁到32岁的未婚男子有44个，而适龄的未婚女孩只有32个。这一方面有性别比失调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村女孩进城了。

这两个因素其实互为因果。因为男多女少，男青年找媳妇不容易，导致了包括彩礼在内的各项结婚费用水涨船高。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说了N年了。面对着不断攀升的“彩礼”之价，有人指责女方家庭的“势利”，也有人大声疾呼“移风易俗”，很可惜，“彩礼”的价钱，就在他们的批评和呼吁中飞涨着，而且其势不衰！这是“徒讲文理，不揣时势”的尴尬，不客气地说，不谙世事也。

说起来很俗，却是实情：“彩礼”的价钱，是求聘者的出价，代表着一种诚意，价越高，诚意越足。不是唯一的诚意的表达，但无疑是重要的。尤其当留在当地的农村女孩越来越少之时，对女方家庭而言，这份诚意的表达会显得越发重要，因为同等条件的农村男孩可供挑选的余地多，张三不选可以选李四，选择“彩礼”出价高者，可以为女儿的婚后生活提供一份更可靠的物质保障。而对男方家庭而言，他们基本是受价者。当某一新的“彩礼”标准出现，这一信息很快会传遍整个区域，男孩家庭在竞争下不能不认同，于是乎跟进，于是乎“彩礼”价钱就这样一年年上涨。

“彩礼”价钱的上涨，当然是因为当地的农村女孩“稀缺”的缘故。为什么“稀缺”？因为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城市——或者是本地的城市，或者是外省市的城市。曾经沧海难为水，感受到了城市的繁华和便利，对于城乡生活的差距有了真切的感知，其之不愿意返回农村是可以想象的。这是她的权利，无可指责，虽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男青年的“妻荒”。那么，为了解决农村的“妻荒”问题，是否能够要求她们返回农村？不能！没有人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她们这么做，无论是以怎样崇高的名义。因为这是倒退，是一条向下的道路。

农村的男青年显然要比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聪敏的多，明白的多。他们选择了一条向上的道路。手头的一则报道说，为了找到媳妇，一些农村男孩选择进城打工。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为了追求女孩。“如果你不进城就根本接触不上，就很难找上媳妇。”这是一位在城市打工的农村男孩的心声，真实而坦率，显然是在现实压力之下的领悟和选择。

要从贫穷走向小康和富裕，中国的出路，中国农村的出路，只有将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也即是走城市化工业化之路，别无他途。事实这么说：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的国度（很遗憾，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不在此列），所有发达富裕的国度都是这么过来的；理论也这么说：农业生产可以展开的分工合作有限，工业和商业的分工合作则远为深入和夸张。如果制度安排或者合约安排合宜，分工合作会带来产量的飙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起笔就提到一家制针厂，分工合作带来几百倍的产量提升，是有力而经典的例子。这是在工业革命初兴之时，现代社会的分工远为深入和精深，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分工合作带来的产量暴升，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当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已经说过，唯此之际，留在农村的人们可以获得收入，才有可能与城里人大体相当，“妻荒”的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