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和父母们交流时，经常听到爸爸或者妈妈说：唉，我们真的是小时候没好好照顾孩子，孩子的启蒙没做好、习惯没养好......现在真是后悔。人家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错过关键期，再也改不过来了。

果真如此吗？

1988年，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找到了368名3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理查德邀请孩子的妈妈带孩子来到一间儿童游戏室。妈妈们在游戏室里填写自己和孩子性格的问卷，孩子们则在游戏室里玩玩具——积木、洋娃娃、卡车等等。

这时，一个遥控机器人进入了游戏室，它会和孩子们说：我是机器人罗比，我想和你玩，你愿意和我玩吗？在理查德的研究生罗娜的授意下，妈妈们都在专心致志地填写问卷，没有理会罗比，也没有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孩子们的反应五花八门。有的孩子会充满好奇地走近罗比，伸手摸它、和它说话，萨姆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则充满警惕，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威尔正是如此。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反应，理查德和他的同事挑出了其中的70个孩子，把他们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像威尔那样的孩子——害羞、沉默、警惕；一类是像萨姆那样的孩子——外向、活泼、胆大；还有一类是介意两者之间——既不那么害羞，也不那么胆大。

6个月后，理查德和同事测量了孩子们的基准脑电波，也就是一个人在静息状态时的大脑活跃水平。害羞的孩子，他们的右脑前额叶皮质比左脑活跃；胆大的孩子，他们的左脑前额叶皮质比右脑活跃。

6年后，也就是孩子们9岁时，在理查德的邀请下，孩子们再次来到实验室。理查德为他们准备了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在读书。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戴着狰狞面具的科学家，他会和孩子们说话，并且取下面具请孩子们触摸和佩戴。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冒险屋，摆满了猩猩头套一类的吓人玩具。不同孩子的反应仍然不同。有的孩子进入第一个房间，就主动和陌生人攀谈；有的孩子在第二个房间会被科学家吓到；有的孩子在第三个房间乐开了花。同样的，理查德和同事6个月后，为这些9岁的孩子测量了基准脑电波。他们得出了和6年前一样的结论：害羞的孩子，他们的右脑前额叶皮质比左脑活跃；胆大的孩子，他们的左脑前额叶皮质比右脑活跃。

吊诡的是，6年前的分组与6年后的分组不同。有2/3的孩子分组发生了变化，6年前在害羞组的孩子，6年后并不在害羞组；6年前在胆大组的孩子，6年后不在胆大组；中间组也是一样。也就是说，3岁时的大脑和行为指标无法预测孩子们9岁时的情况。

看来，“三岁看大”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七岁看老”呢？

250多年前（1763年），7岁的莫扎特跟随父亲和姐姐环欧洲旅行演出，小小的他能演奏小提琴及各种键盘乐器，迷住了欧洲的观众。然而，演奏并不是莫扎特的独门绝技。更让人们惊讶的是，是莫扎特的完美音高。他能听出任何一种乐器的调子，能听出时钟报时、大钟鸣响、人们打喷嚏的声音的调子。完美音高的能力，一万人中才有一个。因此，莫扎特注定会成为音乐家。

那么，莫扎特的完美音高是生来如此吗？2014年，日本心理学家榊原彩子招募了24个2~6岁的孩子，训练他们通过声音来辨别钢琴上弹奏的各种和弦。训练完成后，24个孩子都拥有了完美音高的能力。为什么，为什么一万人中才有一个人具备的能力，在榊原彩子训练的24个孩子都有了呢？

原因在于，大脑具备一种被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性质。

什么是神经可塑性？就是大脑随经验改变的能力。大脑的结构与活动模式无论是在童年（那不足为奇）还是在成年以后的整个人生中都可以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某种人生经验的结果，也可以由纯粹的内心活动（我们的思想）所引发。

莫扎特所具备的完美音高，也完全是训练的结果。他的父亲是一名音乐教师，致力于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对其训练。在莫扎特4岁之前，父亲就开始了对他的音乐训练。时间和次数的累积，成就了莫扎特的完美音高。

从莫扎特和榊原彩子训练的24个孩子来看，“七岁看大”似乎说的没错。这意味着7岁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和训练就没用了吗？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打破了这一迷思。

伦敦的道路没有由大道构成的道路网络来指示方位和路径。它的主干道之间相互形成了奇怪的夹角。城市里到处都是单行道，环形交叉路和“断头路”随处可见。十几座桥梁跨在穿越城市中央的泰晤士河上，GPS在这里也会陷入混乱。所以，去伦敦旅游的最好方式，是请出租车司机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在伦敦，想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要通过世界上最难的测试：

你得对以查令十字街为圆心的约9.6千米的半径范围内的区域有全面的了解。你得知道：所有的街道，房产，公园和开放区域，政府机构和部门，金融和商业中心，外交机构，市中心，登记办事处，医院，宗教场所，体育场馆和休闲中心，机场，车站，酒店，俱乐部，剧院，电影院，博物馆，艺术会展中心，学校，学院和大学，警察局和总部建筑，民事、刑事和验尸官法庭，监狱，以及游客感兴趣的其他地点。事实上，出租车乘客可能到达的任何地点，都得掌握。

2000年，神经科学家埃莉诺.马圭尔研究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马圭尔用核磁共振成像观察16位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并与另外50位与出租车司机年龄相仿，从事其他职业的男性大脑对比。她发现，出租车司机大脑内的海马体与其他男性不同。他们的海马体后部比其男性的更大。海马体是大脑中涉及记忆发展的部位。而且，当出租车司机的时间越长，其海马体越大。

之后，马圭尔招募了79名正在申请许可，接受培训的出租车司机，31名年龄相仿的普通男性做研究对象。她扫描了所有人的大脑，接受培训的出租车司机与其他男性的海马体大小并无差别。四年后，79名接受培训的出租车司机，有41人通过测试，获得了许可；38人不再接受培训，未获许可。马圭尔再次扫描了他们的大脑。41名获得许可的出租车司机，其海马体后部明显增大；38人中途不再接受培训的人，其海马体和31名年龄相仿的普通男性一样，没有变化。

可见，人的每一个新经历都体现在脑的变化中。七岁看老？我们没有这种先知的能力。

还记得理查德的“害羞宝宝”实验中的威尔和萨姆吗？威尔3岁时是一个害羞的孩子，但他后来有了一个性格外向的妹妹，遇到了几位好老师，9岁时，他迈进了既不外向也不害羞的中间小组；萨姆3岁时胆大活泼，但他的爸爸患了癌症，他也成为了中间小组的一员。还有一位我们没有提过的肖恩，3岁时他比萨姆还要外向胆大，他的父亲在他8岁时去世了，9岁参加实验时，他成了害羞组中的一员。

多年以后，无论是威尔、萨姆还是肖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都会再发生一些变化。就像出租车司机的大脑会随着他们的经历变化一样，威尔、萨姆和肖恩的行为和大脑也会继续变化。大自然赋予了人类大脑一种延展性和灵活性，使得人脑能够适应周遭世界的要求。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家长和教师们——可以明白，环境能够塑造的不仅只有行为甚至大脑功能。环境还关系到基因的开启和关闭，从而关系到我们会表现出哪些遗传到的性格特质。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行为。而我们自己——孩子环境中最大的变因——也可以通过学习，让自己的行为和大脑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