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的健康，所知非真——异义相与析，为健康正名

健康，人所熟知。熟知并非真知。在部分上，方面上知整体，所知就不真。正如知多大的部分，多少个角度、方面都不是知圆。

健康其实还是一个未明的概念。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这可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足以引起人类性的郑重。因为在整体性上糊涂着健康，就不真知怎样才能健康而不能走上真正的健康之路，即不能真走在健康的路上。一个人走向他最终的不健康，不管有什么理由，这不是健康之路？而开端就是终端，最终的不健康确定着开始走的路就不健康。在整体性上对健康的糊涂，确以为是走健康之路，那是把人的健康理解在动物的层面，只把健康确定于身体。这认识就偏狭、片面而有病症。

虽是来自权威组织的健康认识，的确比以往的认识片面于个体人的身体有很大的进步，显著的提高，但也还是蒙蔽在局限里。有了这健康定义的70年来，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整体之道一直没有，人类在健康上危害于自身的问题愈来愈多，愈来愈大，愈来愈是病态严重的世界。

大健康概念包含了身体的，精神的，理智的、道德的，环境的健康，在整体性上什么是健康？这一问，就要茫然。

对整体本身未知，就不能有在整体性上认明健康的能力。所以就处在虽有健康定义，但却对健康不真知而“真”无知的状态里。意识到在整体性上对健康不真知，就不能甘于让理性蒙羞。整体健康观已经提出已被重视，岂可让什么是整体健康糊涂？不在人的健康上自欺与自愚，就要打破局限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在整体性上认识不明健康呢？

人有了自我意识就对于他有了自我与对象不同二方的区别以及对象事物之间此方彼方不同的区分。由于不知二方所从之而来的本体，二方就成了思维最根底的基础，总是要以二方为起点去认识。这在具体中没有问题，具体事物就是方方相对，各方不同的，而整体性认识就要受到二方思维框架的限制而达不到整体。所以面对具体领域的科学能成果辉煌，整体性认识却在解决问题上无能为力。

整体性认识如何得明？“圆曰明”，“圆主明”，这是中国文化的感悟，对之继承与创新就是确立二方在其内，自我是主体的圆在之圆。那就是解除囚困认识的头脑中无形的二方之“方框”，在圆基础上认识健康。

认识被思维基础的二方所框限而不能达到本体、整体之圆，所以健康认识总有偏失缺漏，不能有整体圆全明透的认识。在圆基础上就能给出简而全，具有启示力，指导性，让人类有大健康圆通之路的定义。在初步形成的圆医学一书中，所确认的健康是：圆化的状态、趋向。

圆、圆化是名词的，也是动词的，还是形容词的。圆化是人的主体性行为，是人以其主动性所造成的，人有圆心才能去圆化，心性的精神心灵的主导作用在圆化活动中包含，构成健康的每一种因素全都包含在圆化之中。圆化的状态怎样能有？如何保持圆化的趋向？圆化就是答案，来回答具体的圆满之圆相对有限，圆化活动总要进行。圆化是目标也是道路，以圆化之，化而成圆的圆化，才能让人总是拥有健康。

西方文化的根基就是二方对立。中国文化以直觉感悟到整体是一，感悟到太极之圆，天圆、天道圆的圆。可感悟不是理性上的明确明晰。以二方为前提的合一是不同二方混同为一。太极之圆包含阴阳二方，而一方面太极是人与之为二方的对方客体，一方面人与无所不包的太极混同为一。中国文化有合一的整体观之优秀，而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混一”之误。

以中国文化所感悟到的本体、整体之圆包容西方文化的二方根基，二方在圆里，则二不纯二；圆中有二方就不再混一。如此就有了保留中西方所有之优而免除全部之弊的圆基础。整体性认识如何得明？“圆曰明”，“圆主明”，这是中国文化的感悟，对之继承与创新就是确立二方在其内的圆基础。

认识被思维基础的二方所框限而不能达到本体、整体之圆，所以健康认识总有偏失缺漏，不能有整体圆全明透的认识。在圆基础上就能给出简而全，具有启示力，指导性，让人类有大健康圆通之路的定义。在初步形成的圆医学一书中，所确认的健康是：圆化的状态、趋向。此书被把握，这健康定义才能被真正理解。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马恩全集》第三卷514页）。人的需要被满足于身体和精神灵魂上的得圆满性之圆。得圆才得满足，得满足是得圆，人本性求圆。

病，所有的，一切的病，因于失圆。病就是失圆的反应，是失圆的状况。健康在于得圆。

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观点是实践，是以人为主体，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目标的实践，就是让人在身体和精神的整体需要上得到圆圆的祝福，圆圆的期盼之圆。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要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基础上” (《马恩全集》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91页), “天行健”，天乃圆；“健也…… 为圆” 是《易经》的思想。本体性的天之圆内立起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实践者，其实践就是“马魂、中本、西用” 的体现，就是整体大健康之道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