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令人难忘的文艺宣传队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作者肖 作 栋 武汉支边青年

　　从1966年到1972年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幸在连队或团场的宣传队里呆了几年。宣传队本质上是业余的，无任务时参加大田劳动，有任务时就会临时集中排练演出。本人不会唱不会跳，在队中的角色就是一个乐队伴奏，有时也负责一些文字编辑和创作的任务。　

搞好民族团结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光荣传统。一年一度的拥政爱民活动中，团领导总是带上团场的文艺宣传队一同前往。除了在县委礼堂的专场演出外，宣传队还要到县里的学校、医院去演出。若是节目好，我们还要到附近的公社甚至大队演出。在那个文艺贫乏的年代，我们每到一处，当地的民族群众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不少人跟着宣传队一看就是好几场。有的还在演出结束后把我们请进他们的家里，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民族语言比划着介绍他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他们感谢党的领导，感谢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感谢远离家乡，放弃优越生活，一心扑在边疆建设事业上的军垦战士们。

　　在巩留县中学，我们还和当地的民族学生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文艺交流。记得一个叫兰木扎的维族小巴朗在一个晚上就教会我们十几个常见的维族舞动作，此外，还向乐队介绍了手鼓的几种特殊敲法。之后，兰木扎还抽空到团场来玩过几次。类似的拥政爱民活动还在连队和连队附近的巩留县六公社高尔基大队，四大队进行过多次。

　　去边远的农牧林区演出也是宣传队平时的一项任务。这些地方特别是牧区、林区远离人群，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而在这里工作的绝大部分是民族职工，哈萨克牧工居马西被评为师里的劳动模范。他们为团里做贡献，逢年过节团里也忘不了他们。只是放牧点分散，林区路途艰险，每当有任务的时候，支青（支边青年）宣传队的同志们总是全力以赴，准备工作丝毫不亚于其他宣传慰问活动。为了贴近群众生活，在这些地方演出时，我们往往有意识地增加民族歌舞的比例。编剧还把居马西的事迹搬上舞台，在牧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这样的演出我们有时一天要跑几个点，牛车马车都坐过，有的点无路可通，我们就靠两条腿步行，常常是一天步行总量达十几公里。为了不给这些辛劳的民族职工带来麻烦，有时我们还得自带干粮。在牧区，我们还和他们一起剪羊毛，参加林区的生产劳动，体验这些民族职工的艰辛。

　　乐队共享是团宣传队的一项传统，每逢团里的文艺汇演，乐队要为所有的连队的宣传队伴奏。通常情况是演出连队提前半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将乐谱送过来，临演出前再配上一两遍就可以了。

　　不过这些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畜牧队情况就不一样了。热依汗是畜牧队子弟小学的一位民族教师。有一次汇演，她带来的是十几个民族小演员，演出的节目是民族歌舞。且不说提前将乐谱送到，其实他们的伴奏曲根本就没有曲谱，临时记谱传抄给大家已经来不及了。团政治处主任宋义彬对民族演员的演出非常重视，叮嘱乐队一定要好好伴奏。

　　可是这怎么伴奏啊？乐队队长梁有生上学时是武汉三中国乐队队长，是拉板胡的，他注意到民族歌舞强调的是节奏和打击乐。于是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同时叫上热依汗的演出队让他们跳了几遍，然后试着用板胡为他们伴奏了两遍，发现效果不错，热依汗也非常满意。梁有生就叫整个乐队都加了进来，不同乐器的激情发挥居然还有和声效果。就这样，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团领导交给我们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没有想到的是小演员的家长以后逢人便说他们非常感谢团领导对民族同志的关心，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团场的生产建设中去的。　

　　宣传队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些什么，但实际工作中只要想到他们这些人也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时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培养文艺后备人才

　　1970年以后，支边青年鲁莉莉等辅导的团子弟校和一连红小兵宣传队的崛起，让团领导在培养文艺后备人才方面又有了新的思路。其一，支边青年不会永远年轻，宣传队的大旗必须有人扛下去。其二，半脱产的宣传队员平时分散在各个连队，组织和管理起来也很困难。其三，在团领导的眼中，支边青年有文化，有干劲，思想又单纯，他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以后，宣传队成员逐渐被调入团里的各级各类学校。除鲁莉莉外，梁有生、聂若兰、李永裕、黄石和我先后被调入团子校（子弟学校），其中鲁莉莉、梁有生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师。朱姗柏、华德润也被调入连队子弟学校。

　　不出几年的时间，团场及各连队都有了自己的红小兵文艺宣传队，团里的文艺生活更加活跃。每年的下连队演出和拥政爱民活动除了成年人的表演之外，还有孩子们的节目。在支边青年的指导下，孩子们排练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片段下连队时受到连队职工的普遍欢迎。1973年由团里自编自导孩子们表演的歌颂老军垦战士的小歌剧《一顶军帽》，参加农四师组织的文艺调演，在基本上是成年人、有的甚至是专业人员参加的情况下，《一顶军帽》分别获得编剧、表演二等奖。

　　从自己上台表演到指导孩子们上台表演，支边青年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是指导孩子们练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午的课外活动教练动作，检查台词的准备情况，有时晚上还要加班。特别是外出演出，除了给孩子们补上落下的课，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遇上有一两个孩子生病更是累坏了所有的教师。这些孩子们也和支青教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连子校的朱姗柏班上有一个来自地方公社的小女孩王新娟，朱老师为了能够让她更好地学习并且有时间参加宣传队的排练，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都让王新娟吃住在自己的宿舍里。

　　为了让孩子们在器乐演奏上有长进，担任乐队的老师还得抽出更多的时间指导孩子们练习器乐。基本上采用一对一的教练方式，梁有生除了教周晓辉的琵琶外，还要教杨新友等人的二胡，李永裕教刘晓红的扬琴。我的器乐水平比他们差一些，但也教过邝方明的竹笛。令人欣喜的是，小乐队一两年后不但可以上台伴奏，刘晓红、周晓辉居然还在台上表演了独奏。

　　支青们没有辜负团领导的期望，只花几年的时间就培养了大量的文艺小人才。这些学生中学毕业后马上就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

吃苦也是一种财富

　　1966年11月的一天，宣传队正在73团5连演出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宣传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离5连还有20多公里的巩留县，与当地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作交流汇报演出。当时正值深秋季节，团里的拖拉机要么有生产任务，要么去产煤队为职工拉过冬的烤火煤去了。为了不延误时间，有人提出步行到巩留。宣传队连同带队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武汉支边青年，其中不乏体弱多病者，大家能行吗？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就当是一次拉练吧。领队将人员分成若干个组，吃完中饭稍事休息就踏上了行程。

　　记得那天我们走的是小路，虽是深秋，却也是阳光普照。大家把脱下的棉衣和演出必须的行囊器材捆在一起，手提肩扛就上了路。开始时大家兴致很高，10公里路程还有说有笑，女支青也是一副不甘人后的样子，队中块头最大的纪敦刚为体现团结互助精神，强行将肩扛重物的许海涛的小提琴提在自己的手上，只不过将琴盒的大头朝前，模样别扭，自然招来一番哄笑声。好景不长，毕竟行囊在身，加上小路高低不平，行程过半时就疲态尽显。有的竟提出不走了，这行吗？晚上还有演出任务呢。大家想到这是一次和地方上的交流活动，想到全场职工的重托，终于克服困难，在下午5点左右所有人员全部安全到达巩留。

　　这样的事情绝非一两件。1967春节刚过，我所在的一连宣传队接到团里去夏尔湖慰问演出的通知。早上天气还好，只是温度有些低。团里对演出很重视，专门派了一辆卡车接送，而且要求每人都套上从机务班借来的皮大衣，穿上毡筒。车开出团部后就遇到一片戈壁滩，整个冬天的积雪，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戈壁连在一起营造了一个清纯的白色世界。汽车沿着拖拉机拉煤时轧出的小路小心前行。闲着无聊，我们都在车厢里打起了瞌睡。

　　一阵吵闹声将我惊醒，睁眼一看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原来在我们睡觉的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突然变天了，肆虐的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将小路完全封盖了，汽车失去目标开到积雪里陷住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如何是好？司机也很无奈，但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前面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建议大家尽可能在一起，朝着仔细看尚能看清的山坳一直走过去，只需五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五公里的路程谈何容易，头顶是北风卷起的漫天雪花，脚下是一尺多厚的积雪，更要命的是身上的皮大衣和脚下的毡筒，加上演出的必需品，每人身上至少有十几公斤的东西。就这样一步一个深脚印我们开始了人生当中少有的一次历练。女支青肖汉云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谢绝了其他人的帮助，咬着牙一直走到了夏尔湖。到了目的地后，我们身上的内衣汗得透湿，不知是脚上出汗还是体温融化了钻进毡筒里的冰雪，有的毡筒甚至可以倒出水来。当天下午和晚上我们仍按预定计划为边远地方的团场职工演出了两场。

　　1974年春节过后宣传队去巩留县作拥政爱民慰问演出，同去的还有73团子弟学校的红小兵宣传队。由于人数太多，晚上安排住宿时遇到了困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铺位全部安排完后仍缺三个铺位。为了不给县里增添太多的麻烦，最后我和刘国元、张锦嘉主动要求住进了一间没有火墙且窗户缺少玻璃的房间里。为了防冻，我们用塑料布挡住了窗户，睡觉时每人在被子上又加盖了三件皮大衣。虽有思想准备，但晚上还是冻得够呛，一个晚上两只脚都是冷冰冰的，连做的梦都是掉进了冰窟窿里。这天晚上总算对付过去了，只是早上起来头发眉毛全都白了。

　　多少年来宣传队都是业余或者半脱产的，白天劳动，晚上排节目，一般都是自编自导自演。武汉支边青年在活跃连队生活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支青肖汉云在身患肺结核期间，仍坚持排练和下地劳动，成为支边青年进疆后第一批发展的新团员。宣传队的支青们几十年后虽然都从事不同的工作，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吃苦，这自然得益于当时的锻炼，吃苦也是一种财富。　　

　　参加文艺宣传队成了我重新认识自己，回报社会的起点。虽然离开新疆二十多年了，2005年再回新疆时，团里的老人们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段历史。当时的学生谈起这些事，他们无不感谢武汉支边青年在73团作出的贡献。

来源：公众号“人文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