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红星”是我结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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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 建 华海南农垦南新农场粤东揭阳老知青  

 有“八一”图案的结婚证  

  这一张有着醒目的星图案、红星公章,编号为044号的结婚证,是我1973年7月15日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海南崖县红星农场,现为南新农场)政治处登记办理的。革命年代的革命青年结婚证富有时代特色,背景是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方中央五角星的两侧共10面红旗,中间“郑建华、吴惠君”两人的名字及“自愿结婚”字样还非常清晰,下方落款暗红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章及中间硕大的八一五角星清晰可见。

  看见解放军红星公章就会很自然想起“八一”建军节,我俩结合的名字中有“建”和“君”,刚好与建军节的“建军”既是谐音又是顺排,而后每年到了建军节,也是我俩“建”与“君”的节日了,这是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日子。每当凝视这张结婚证,我脑海中就浮现出那时到团部开结婚证明的情景,当时办结婚证收两毛钱,我俩还开玩笑说是不是每人要出一毛钱,办证的被我俩的风趣逗笑了。

  1970年,我们广东揭阳一班农村青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兵团三师十团,我和吴惠君同分配在九连,而后又一起调到十一连,这可能是人们常说的缘分。有位朋友曾好奇地问我:“建华兄你以前爱唱歌,会吹口琴,是不是经常到惠君姐窗下唱情歌?”其实,在那时的“文革”环境和兵团政治氛围下,是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很多人开始也不敢双栖双飞、轻易暴露目标,谈恋爱像小说、电影里地下工作者在对暗号,都是秘密进行。当时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伸出援手,经常帮吴惠君砍木、挑肥;她对我体贴入微,帮我洗衣服、缝缝补补、打扫卫生。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加上心灵的共鸣,从老乡情、朋友情到相爱之情,就是当时所说的在革命工作中建立感情。

  我们的婚礼那时没有选什么黄道吉日,只是选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大节日来完婚。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农场的知青结婚都很简朴,按连队指导员所说的举行革命化的婚礼,只是把房间简单布置一下,哪像现在年轻人有宽敞的新房,又拍婚纱照又旅游度蜜月。那时我算是能工巧匠,上山砍木做了一张办公桌,还是八只脚的;还做张折叠的圆桌,方便实用不占地;再把我俩的床板合起来用,加一片床板把单人床变成双人床,另用一片来做架子放东西。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虽没有媒人伴娘,没有迎亲、出阁等繁文缛节,但也要到农场附近集市荔枝沟买些饼干糖果,办桌像样的婚宴,邀请几位亲友老乡。红星农场改为兵团建制后,“八一”建军节也是10团的大节日,全团杀猪庆祝。我们结婚时,连队多分给一点猪肉,自己再杀鸡杀鸭,自己办喜宴欢庆珠联璧合。一连、九连、武装连、机运连的亲友老乡专程前来祝贺。虽非佳肴珍馐,但大家依然开怀畅饮,频频举杯,衷心祝贺我俩。有老乡喝到有点醉意了,有位朋友就戏弄人,把酱油倒在老乡酒杯,让半醉的老乡干杯,成了以后茶余饭后的趣谈。当时物资缺乏,经济收入也不高,送礼讲究的是物轻情意重,我印象深刻的是有3位朋友合买4个玻璃杯做贺礼,玻璃杯印有大红的红双喜字和花好月圆图案。

  那时,“红星”成了我结婚的标志,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我俩婚后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历知青坎坷岁月。

来源:海南三亚市政协文史委《崖县知青史料专辑》

本文原标题:“‘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的下乡岁月”

知青往事:“红星”是我结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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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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