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15团组建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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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团组建初期》本文作者王龙毅简历

王龙毅1948年3月1日出生，1965年初中毕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1月19日从大同市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1975年，离开内蒙，调动到山西晋中拖拉机厂。1988年9月从晋中拖拉机厂调动到太原铝材厂。2008年3月从铝材厂正式退休。

今天是2010年1月21日，我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41年前的今天，因为从这一天起，就开启了二师十五团的历史。我把记忆中的点滴写出来，失误之处，敬请熟知详情的战友指正。

1968年下半年，在山西大同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内部就有传言：倪子文政委曾去内蒙古自治区视察了一些农牧场，华北农垦兵团要调到内蒙古，合并原内蒙古兵团，组建新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1日，这个传言变成了现实。

一， 受领任务

1969年1月19日早上，一个由15人组成的先遣组从大同火车站出发，前往呼和浩特市领受任务。先遣组由8名现役军人和7名战士组成，他们是：

组长——田荆洲（华北农垦兵团老8团团长，后为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副组长——王合（团参谋长，后调16团任副团长）、路俊礼（干事）、孙振华（指导员）、张兴武（会计）、江波（干事）、李绪伦（参谋）、焦文信（助理员）、任黎梓（女）、卫喜凤（女）、沈三囡（女）、郑吉兔、申寅生、王龙毅、张正来

当天下午到呼市，入住内蒙古党校（兵团筹备处临时驻地），等待分配任务。

由于中央军委对兵团还没有正式批复，所以没有新的番号或称谓，20日，先遣组受领了：暂以八团的番号来协商、接收五原县建丰劳改农场的任务。

1月21日下午三点多，先遣组从呼和浩特到达乌拉特前旗，由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四分校雇了一辆跃进牌卡车，送我们去建丰农场。

我们当时面临的情况很微妙：

1，没有相应的渠道，也没有办法通知建丰农场。

2，对要去的建丰农场一无所知。

3，司机不认识路。

田团长和王参谋长坐进驾驶室，其余13人坐在卡车车厢里的行李上，汽车颠簸着，向着西北方，向着五原县进发了。

天气还不错，没有刮风，一些薄云飘浮在空中，太阳少气无力地斜挂在半空，从云彩的缝隙间把落日前的余热洒射在我们身上，但大家还是不由得裹紧了棉大衣。

汽车出乌拉特前旗，驶过乌海农场后，一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偶尔遇到台拖拉机。从车厢里向车头前方望去，一条黄色的土公路，笔直地伸向遥远的天际。公路两边，除了有的地方长有一丛丛枳笈草外，就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目光所及，树木不多，大多是柳树，稀疏又矮小，呈现一派荒凉。大家坐在车厢里，话语越来越少。我的心也沉重起来。

汽车以30公里的时速向着西北方向蠕动着，车后，腾起漫天飞舞的黄尘，形成一个巨大的土龙，遮天蔽日，跟随我们到了五原县城。汽车从东南角拐入县城的东西大道，找人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走过头了，要折返回去十几里地，从一个丁字路口向东，即可到达建丰劳改农场。

掌灯时分，汽车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建丰劳改农场场部到了。汽车停在场部大院门口，田团长让大家不要下车，他和王参谋长拿着介绍信去找农场军管会朱（副）主任接洽。从呼市启程时大家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军管会不接纳，我们就连夜赶回五原县城住宿。十几分鈡后，通知下车，安排住处。大家很高兴，很快就安顿妥当了。

原来，军管会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不过是前不久，倪子文政委来视察时，他们有所意识。并且，也是军人间的信任感使然，确信我们的身份，所以同意接纳我们完成对建丰农场的接收。

二， 农场概况

第二天上午8点，由八团先遣组和建丰劳改农场军管会联合召开见面会。

农场方面参加会议的有120名管理干部和20名社会工人。朱（副）主任首先把八团的同志作了介绍，让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希望大家对八团同志们下去“学习”给予协助，配合（会后，领导提醒：在农场内不可随便叫“同志”）。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内蒙古是可靠的大后方。国家把很多的南方犯罪（法），犯错人员集中到内蒙古黄河北岸一带建立一些劳改农场（厂），进行思想改造。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建丰、乌海、中滩、和狼山等劳改农场。因此，建丰农场的劳动改造人员里什么人都有，有的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他们在修建完包兰铁路，在建丰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后，即在农场落户就业，安家生子，历经多年艰苦劳作，把一片沼泽地改造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机械化农场。

建丰农场场部下辖：农业队7个、机修队1个、副业队1个、还有一所有三四十张床位的简易医院。

建丰农场管理着1200多名劳改就业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

全场有120多名国家干部，20多名社会工人（区别于劳改就业人员），几十名就业人员子女，还有一些家属，总共两千多人。

建丰农场有八万亩土地，已耕种四万多亩。林、田、路实现了网格化，规划有序，农田是引黄河水灌溉便利，排、灌系统配套,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很好。各种农业机械设施配套齐全，当时是内蒙古劳改局属下的一个机械化农场。

在见面会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没有讲明是兵团要接收农场，只是说我们15个人是来学习的。

随后几天，先遣组人员分赴各队进行摸底，了解、熟悉情况。主要是各队有多少房屋，结构，可以住多少人，为兵团的大部队到来做准备。我曾去过一队、二队和机修队，了解房屋住宿和生产情况。

1969年1月24日，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即“1.24批示”发布。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很快，八团先遣组从农场军管会那儿全面接收了农场的管理工作。农场大部分干部和工人转入兵团建制，劳改就业人员等，也按各自情况进行妥善的遣散与安置。二师十五团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很快公开的、大规模的开始了。

一月末，迎来了第一批兵团战士，他们是呼和浩特市工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即：机修连杜军和四连王宜圣、张化仁他们那一批人员。

随后到来的是北京电报大楼的下放干部，有二十几位（其中有几个是子女）。

3月4、5日，在曹兰琦团（时任副团）长的带领下，华北农垦兵团八团全部人马分两批来到建丰农场，按计划、按编制分驻到各队（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的番号正式亮相。

三， 克服困难开新局

先遣组的到来，很快就打乱了原农场的一切生产安排和政治、生活秩序。因为，"1.24批示”发布后，兵团很快就要接收大量的城市学生和转业军人等，形势每天都有变化，工作量大，时间紧迫。

当时，需要尽早、及时的把原场两千多劳改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遣送原籍，或遣散到黄河以南地区，这件事就成为摆在先遣组、农场领导面前的当务之急。

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建丰农场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比较混乱，所以实行了军事管理，设有军管会。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当时的确是够紧张、困难和刺激的！

紧张—— 农场的劳动改造刑满就业人员中，有一些是解放前旧政权的军、政、特人员，情况很复杂。我们刚到时，就听说农场有各种各样的反动组织，什么“地下……军”，什么“……对”，和什么“……团”等不少组织。大家感觉在这里好像挺吓人，挺危险的。

农场的群众也有自发成立的革命组织，在农场内部进行文化革命活动。

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刑讯逼供横行。建丰农场也不例外，自残、自杀的人员挺多，隔三差五的就有一起。我们到那儿没几天，就听到了：三队有一个“坏分子”，当看守人员打开门让他起来时，他缩在墙角，不肯起来。看守人员上前拉他，无意中碰到他腰间硬物，撩起一看，肚皮上有一段铁棍子尖儿露出来。原来，是这个“坏分子”自己把捅火炉子的通条从肛门插进去，然后，又坐到地下把通条从肚子里硬顶出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是跳井的、上吊的常有、割舌头、用刀片儿把自己肚皮划成豆腐块儿的也不稀奇……。

我曾亲历：

1，机修队宿舍房后一百米就是农场医院。二月的一天，我去医院的路上碰到军管会一个军人手端一个巴掌大的搪瓷碗和我走了个对面，我问他："你端的什么？”他说：“你看”,我一伸头看见半碗防腐水中泡着半截儿舌头。我明白又是一个不肯交代而自残的。

2，三月份，在一队里抹脖子自杀了一个“坏分子”，送到医院抢救，没能抢救过来。我正好到医院办事，看到过厅里围了好多人，金吉恒、王培德、吴桐胜几位医生正在忙活着解剖死者。当打开死者胸腔时，看到肺泡上一层黑膜，就和杀鱼剖肚时，鱼肚子里的黑膜一个样。吕医生（院长）说，抽烟的人肺脏就是黑的。从那儿以后，就更坚定了我不吸烟的念头。

3，二月份，我和郑吉兔、申寅生被分到机修队工作，跟车熟悉情况。在机修队宿舍前的土广场上每天都能看到几个“坏分子”在跑圈儿，跑了一圈又一圈。跑慢了，跑不够圈数或跑不动了，旁边就有人“练”他、收拾他……，这道风景是人们不愿看到的。

记忆中的那个春季里，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这样的环境下，先遣组和农场要共同完成几千人的大转换，完成十五团的组建，有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啊。

困难——1969年春天，对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讲是一个困难的春天，各师团都是一派忙着接新兵，盖营房的景象。有的连队是房屋不够，只好住地窝子和帐篷。大量的学生兵到了，却没有房子住。因此，住房也成了大问题。

我们十五团，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好的，原农场的房子虽不太好，但劳改就业人员遣散后腾出的房子，还是可以满足初期需要的。可是，随着学生大军源源不断地到来，房子不够住了。各连队都及时地从春播生产安排中，抽调部分劳力，投入到基建盖房，脱土坯的劳动上。脱土坯，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重体力活。对新来的城市孩子们来讲，可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时，学生兵们刚到兵团，心气足，泥里水里，干得很欢，不怕脏，不顾伤痛，再苦再累也不在乎。我那时在五连开拖拉机，看到小伙子们在烈日炎炎下赤膊熟练地和泥、上模、扣坯，曾被他们精神深深感动过。也曾担心，后面还有割麦子，挖大渠等艰苦劳动在考验着他们，能顶得住吗？

与此同时，平整土地、积肥、春耕春播也在抓紧进行。时间节令不等人，河套地区主要是种植春小麦、水稻和糜子。而春小麦必须赶在三月底，四月初播种入土，否则，全年无收。这对于各连队领导，无疑是带了一帮秀才进京赶考，能行吗？在团领导协调下，各连队发挥留场老农工的积极性，机修连进行春播动员，搞好后勤支援。各拖拉机组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配合所属连队生产。各农业生产连队派出最好的班排配合机务人员，使用播种机械在20天里就基本上完成了全团的春播任务。

那时，我已下到五连，配属五连拖拉机春耕春播。我们这个一号机组有杜孝、王跃新、黄志瑞和我。杜、黄调走后，…从五连补充新兵杜红礼、刘彦生和马长有。拖拉机是白天黑夜的连轴转，人员轮班倒。夜间，平地耙地，把不返浆的，墒情较好的地平整好，耙好；第二天白天抓紧把小麦拌上颗粒肥料种下去。每天都要播种二，三百亩土地，有时还要更多些。

当时，不违农时，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小麦播种，留场老农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五连有冯希圣，冯永安兄弟一家人，尤其是冯希圣大哥，白天黑夜的在地里转，是个庄稼通，是连领导的好军师，出了不少点子。也是我的好老师，帮助我合理地安排机械作业顺序，使生产任务能较科学的，按部就班地进行。使我们机务班和连队较好地配合了工作，及时的避免了一些矛盾的产生。另外，我向连领导建议：每晚都要召开各排长、老农工加机务班长的生产碰头会，安排第二天的生产。郭振声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一直坚持下去，效果不错，生产活动有序地展开。后来，其他连队也效仿。

从二月开始，京、津、呼、包各大城市知识青年意气风发，奔赴兵团，响应号召建设边疆。他们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以后，虽有落差，大多数人为建设边疆做贡献的决心很大，但也客观地存在许多“活思想”矛盾及实际困难。团、连各级领导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一些思想顾虑，问题。广大兵团战士克服了想家、生活不适应及“骄娇”二气等“小资”情调……，很快就适应了兵团生活。在春播中，学生兵们经受了第一场考验，不少人学会了使用播种机、驾驭牲口、配制颗粒肥等技术，还有人开上了拖拉机。那时，风气比较正，钻研技术的人也不少。

1969年春夏期间，15团各连队基本都是这样的组建、生产、营建齐头并进，成效显著，意气风发的工作着。团、连、排、班各级组织逐步健全，田地里的麦、稻、糜子，农作物长势喜人，一排排新的营房平地而起。团领导带领全体干部、战士，在人新、地新、啥都新的困难局面下，15团的组建工作，走在了全兵团的前面。也正因如此，四月初，在15团召开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工作现场会”，会场设在机修连礼堂里，兵团司令员何凤山作了重要讲话。田团长也从三师赶来参会，他见到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激励和挑战——参加“兵团组建工作现场会”的有各个师团的领导，对15团的组建工作进行了检查，对15团组建经验和成绩予以肯定。这无疑也是对15团全体干部、战士的激励和挑战。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四， 招才进宝，发展壮大

记得1967年春天 , 我们华北农垦兵团八团的一部分战士，从山西省怀仁县河头镇被调到大同市花园屯的华北农垦兵团（农垦学校）直属连。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兵团的文化革命也是“大字报上墙满天飞，造反闹革命”。有些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贺龙元帅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及政委廖汉生中将。说什么:‘华北农垦兵团是杨勇的“私家军”，是杨勇和北京军区“反党、反毛主席”的黑部队。杨世明因为是杨勇的堂哥，所以是杨勇的走卒。华北农垦兵团是一个黑兵团，杨世明是个黑司令’。那时，这种言论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当然了，这种造谣污蔑，很快就被历史证明，它就是地地道道的胡说八道，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华北农垦兵团组建时间不长，只有三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兵团的发展受到了影响。12个团的编制中，只有1、2、3、4团人员编制比较完整，其余的团人员较少，甚至是空架子。后来有些就撤并了，如10团在应县撤销后，干部到了8团，二师15团的王孟孟副政委、李献之副参谋长等就是原10团的干部。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华北农垦兵团没能发展壮大起来，1969年1月中央军委的“1.24批示”发布后，华北农垦兵团奉命到内蒙古，组建新兵团。全体官兵都认为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是“反帝、反修，保家卫国、建设边疆”的重要举措，是华北农垦兵团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因此，在八团从大同调动到内蒙古以前，进行思想动员时，人们可自由选择留在大同或去内蒙古，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到内蒙古贡献自己的青春，“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他们作为老战士，在老八团有了三年的磨练，官兵、兵兵，关系融洽，农业生产技能也掌握了一些。最主要的是大家思想安定，建设边疆的信心充足。

在兵团建设的前期，老兵团战士、原场工人、转业军人、是发挥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用的。

老八团的战士们，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原本都是一个班的，现在分散到全团各连队，担任了班排长。在自己面临全新的环境里，努力学习文化，钻研生产技艺，加强团结，搞好学生兵的传、帮、带。在各连队的政治学习、生产劳动及日常生活当中，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作用。是团领导值得信任的一批骨干力量，在15团组建初期，在各种困难压力下，从容地应对了挑战，显示出了他们的作用。

1969年，兵团接收了大批的转业军人，各军、兵种都有，他们大多数人是农村兵。15团领导，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并且很器重转业军人们，几乎都安排了班排长职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思想觉悟高、素质好，也有较强工作能力，获得了广大学生兵和领导的认可。在各连里转业军人，是属于年龄较大的人员，思想较成熟，考虑问题全面些，因此，是连队领导的左右手。在兵团后期，有的人被提拔为团连干部。可惜的是，由于个别人的无良作为，在学生兵中名声很臭，这也影响了转业军人在兵团的信誉。总之，转业军人在兵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兵团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69年，是15团接收城市知识青年最多的一年，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来了有三千多人。首先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小批量的学生，然后是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学生专列。另外，经由各部队或各省国防工办、省军区的渠道也来了不少人。还有少量学生兵是来自浙江省宁波、温州等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中期，无政府主义逐步被扭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渐有好转。

1969年的春天和夏天，是乌拉特前旗车站和刘召（五原）车站的历史上最繁忙的一段日子。在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是汽车，拖拉机云集，有大批的劳改就业人员被送走。在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学生专列到站停靠，走下来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学生。

我那时已经调回到机修连，全连有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辆嘎斯-51卡车，一台尤特兹-45拖拉机，八台千里马-28拖拉机。这十几部机动车，不分白天黑夜的跑，不是到火车站送走劳改就业人员、就是接学生、拉建材或者就是跑北山拉生活用的煤炭、拉盖房的石头……。司机们虽然很累、很紧张，但心里快活着。后来，陆续调拨来的五辆汽车和两台轮式拖拉机也全部投入到紧张的运输任务中，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安全地迎接新兵，把他们平安地送到连队，使生活安排的更好。

每当学生专列到达车站时，都有兵团人员热情接待。在带队干部的组织下，按预先的编制分配乘坐车辆，装好行李，直接送到各个连队里。他们坐上汽车或者拖拉机顶着寒风，伴着沙尘来到了15团各个连队，开始了他们的兵团生活。

京、津、呼、包等大城市来的学生们是15团最大的生力军，在15团接收的北京兵最多，各个连里北京兵占大多数。他们里面有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也有不少是高干子女。他们年龄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很多人是同班同学，还有些是来自北京101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等重点学校。他们当中，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兵团建设中的主要力量。经受了兵团沉重劳动的锻炼，顽强地通过艰苦生活的考验，磨炼了意志，使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升华。

天津市到15团的大都是天津五中的学生，初、高中学生都有。15团各个连里几乎都有天津兵。除天津市外，别的城市来的学生，来自多所学校，比较分散，不像天津五中那样都是一个学校的，人数也多。和其他地方来的学生比较，天津兵显得齐整、活跃、团结。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兵团表现非常优秀，堪当重任。

最后说一下现役军人。他们基本都是领导层的，15团发展的好坏他们是决定的因素，现役军人约占全团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担任的最低职务是副连职。他们大多数人能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得到了战士们的尊重和拥护。其中，七连连长李方萼在军训投弹训练中，舍身忘死救战友的壮举得到了广大官兵的赞誉，提高了军人在学生兵中的形象。总的来看，15团各级领导带领广大官兵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完成了10个农业连队，及机修连、副业连、基建连、医院的组织建设，还有一些服务性行业设施的健全、完善。当年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15团的团党委是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在团场建设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大失误，巩固和维护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较好的完成了二师15团的组建任务，为全团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