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下乡当知青的兴安岭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我下乡当知青的呼伦贝尔，除了美丽的大草原，境内还有山峦起伏原始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覆盖着一望无际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动物出没。大兴安岭中的“兴安”一词系满语，寓意极寒处。大兴安岭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林区，面积814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奥地利的面积。春季的大兴安岭干燥，最易发生火灾，既有人为失火，也有由于雷击等自然现象造成。

在我下乡9年的时间里，经历过3次进山打火。当时一遇严重山火，各级政府会组织四乡农民，集体乘车进山打火。紧急征调来的卡车上装满了人，知青经常成为打火的主力。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寒冷季节长，除国营林场伐木工人、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狩猎部落外，人际罕见。发生火灾后，往往要动员成千上万人进山，用打防火道等办法灭火。

火借着风势，铺天盖地，风大时，烈火灼人，很难靠近。晚上火场的场景很是壮观，在草甸子里火龙燃烧跳跃，连绵数十里的火浪，过火处一片生灵涂炭的景色。而森林里则有另一番让人震惊的场面，红松、樟子松燃烧起来，自树根沿着树干上行，松油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一根根巨大的蜡烛被引燃。成片的白桦林，笔直的幼松在过火后，变成漆黑的木杆，当地人唤作火燎杆，事后只能砍伐做烧柴用。

打火一般都要持续七八天，打火的人群衣衫不整，烟熏火燎，加之疲于奔波的劳苦，很是狼狈。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后方送来发放干粮，虽然多是一些生硬的饼干，而那是充饥的必备，打火的群众最高兴的是听到发给养了的召唤。很多人跟着火的后面跑，火没打多少，干粮领了许多。打火的人往往根据指挥部的意图，在大火没烧到之前，先点燃一条宽宽的防火道，继而将火扑灭。大火燃烧到防火道时，因防火道内除焦土外，已没有其他能引燃的草木，火自然就熄灭了，防火道外的森林就得以保全。

打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打火的人置身于草木繁茂之中，一旦前面的火改变方向，打火的人顷刻就会被烈火包围。不用火烧，就是浓浓的烟，就足以致人丧命，这种事在大兴安岭和内蒙古草原的灭火中，也多次造成惨剧。

知青们往往是打火中冲锋陷阵，最英勇无畏的群体，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最大。1990年，我参与了内蒙古下乡知青大型回忆录《草原启示录》的编辑。我的校友，曾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的马晓力等人，是这本书的总策划人。书中收录女知青金环的《青蒙祭魂》，金环是达斡尔族，当年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她讲述了1972年5月5日，西乌珠穆沁草原大火，知青们奋力救火，69名知青英勇献身，他们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

杜恒昌，北京知青的骄傲。1967年11月，北京男四中高三学生。24岁的共产党员杜恒昌放弃了和弟弟一同到父亲所在部队当兵的机会，来到了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他在这次草原大火中抢救知青伙伴，带领十几名知青冲出火海。他转身又投入火中，左右突奔，又带出七八个知青。当他返身再次救人时，大火在一瞬间陡然增势，形成更高更厚的火幛，杜恒昌被困火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力丁，女，蒙古族，18岁，呼和浩特市知青。力丁漂亮，同伴们说她是“安琪儿”。1969年，她报考军区文工团，1970年报考外地文艺团体，都因走资派父母在“牛棚”挨斗，而断送了前程。她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灭火那天，力丁带病蹒跚着奔向火场，这个背着“黑帮”子女的蒙古族少女，年轻美丽的生命倒在了她珍爱的草原上。

最可悲的是那场火没有被人扑灭，而是在第二天烧至一条小河旁，自动熄灭。这哪是天灾，分明是草菅人命的年代造成的人祸。草原一场无大碍的荒火，原本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然现象，待到来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过火的土地上会长满茵茵青草。那些打火的指挥者们，由于他们的误判和功利，使得69位年轻知青的生命，永远凋谢在他们的花季年华。事隔30多年，著名知青作家老鬼探访了69名打火牺牲的知青家庭，许多人还难掩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家庭因为丧子、丧女始终陷入贫困。人们是否还记得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草原深处那69座知青们的墓碑。

我多次参加大兴安岭救火，所幸没遇到什么险情，但是兴安岭的大火，却给我带来一次牢狱之灾。1975年5月，我到大兴安岭勃克图附近的深山里修防火之路，我们打前站的共有3个人。东山屯大队的一个车老板，人们叫他老黑，40多岁，肤色很像农村铁锅的锅底。小张是建国大队的北京知青，他是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从小跟父母驻军河北，上中学才随军转到北京，一口唐山话，人很内向，不爱讲话。

我们赶着马车，拉着粮草、帐篷，经历了三天时间才赶到工地。5月的大兴安岭干草中刚钻出绿芽，桃花还没开，满山的森林尚未放绿。按照筑路指挥部分配给我们的工段，锯树搭工棚。到了做饭时，我和老黑到甸沟里小河旁边拉水，小张负责搭灶做饭。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把几块大石头垒起的土灶，紧挨在草甸子旁架锅做饭，点燃了灶里的木柴。我们赶车拉水回来，隔着几百米，就能看到灶台的炊烟。突然一阵风袭来，灶台下的火苗忽地一下窜出，引燃了近在咫尺的草甸子里茂密的荒草。不容我们有什么反应，火浪随着风势弥漫开了，任何扑救都来不及了。火焰席卷着甸沟子里一尺多高的荒草，接着冲向对岸，火烧进了山坡上的森林，一发不可收拾，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发生了。这场大火蔓延了近半个月，所幸还没有烧进原始森林，国家动员了几万军民扑火，才将这场大火熄灭。

我们三个被带进了阿荣旗的收容所接受调查，在那里关着十几位“犯罪嫌疑人”和逃荒来得“盲流”，他们都挤在房间的一铺大炕上。我将两条长椅一拼，睡在门边，老黑不停地埋怨小张如何不小心。都是知青的我知道小张也很难受，狠狠地对老黑说，闭上你的嘴。我无语靠在行李上看书，顺便留意观察收容所里形形色色的人们。想想这和红岩里说的监狱还是不一样，门被反锁，门外也无人值守，听说北京知青被抓进来，他们都觉得新鲜。

经旗公安部门调查，小张主动承担了失火的责任，他后来在里面待了两年，被在部队当领导的父母到阿荣旗接走当兵去了。 我在那个破收容所住了5天，青年点的伙伴为我着急，设法营救。5天后我自由了，大家像英雄凯旋般迎接我的归来，我却高兴不起来，虽然只是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取证调查，我为同伴小孩的命运抱不平，城里长大的孩子，怎么知道在大兴安岭不能那样点火。

因为失火，我有过一次短暂“坐牢”的人生体验。有的知青伙伴曾问我，回忆插队时，怎么只谈当生产队长的经历，没有听说你们失火走麦城那一段。我过去不愿意提及此事，是不愿意勾起失火责任人的不快。这段插曲对我来说，说不清楚是无辜还是万幸，或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段经历。比起那些大火中蒙难的知青伙伴，我已经是幸运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