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陕北插队时的探亲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1969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八号，我们被送出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接受再教育。二十来天过去，即是插队之后的第一个“传统中国新年”，几乎所有到达延安的北京知青都在村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一过就开始有知青回北京了。那时候，走出校门去兵团、去农场的和我们下乡插队的都叫“知青”，可是待遇却相差甚远。前两者每月有工资、吃食堂、发服装、享受公费医疗，回家探亲还给报销火车票……我们插队的知青呢，自己挣工分、自己做饭、自己花钱看病，还得步行七十里山路才能找到县医院。衣服更没有人发，破了自己补了再补，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得家里出，明显的不公平。

来陕北插队的知青大多数没钱买票坐车回北京，他们又是孝敬父母的，也不忍心再开口向手头拮据的父母要钱买回家的车票，不少知青是一家兄弟姊妹几个，天南海北、各自一方下放插队，早就耗尽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因为实在没钱，有的知青也就不得不打消了回家探亲的念头；有些知青没钱也想回家看看天天为他们担惊受怕的父母，除了“扒火车”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们知青所说的“扒火车”，不是抗日战争时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扒火车、炸桥梁、打击日本鬼子”，而是不买火车票坐火车，或者叫“蹭火车”、“逃票”更为准确。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蹭客车，但因为客车途中要查票，有胆小怕惹事的知青，就扒货车。这扒货车是最惨的，没吃没喝，走走停停，不少人冻病了，还要受到职业乞丐和盲流的欺负；有时候坐错方向，那就更惨了。而扒运煤的车，真就是“惨不忍睹”了，一趟下来，浑身上下每一个汗毛孔里都填满了煤灰，回家之后要用猪胰子（北京底层市民用的一种白颜色的，低档圆球形肥皂，当时购买此物不要肥皂票，但是很难在商店里买到）或用碱水清洗一周，才能洗干净。很长时间，脸都是黑黢黢的。

我们史家岔村的知青第一次坐火车回北京，是下乡第一年的五月份。我们村的知青大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邮电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知识分子家庭，真正去体验扒火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科学分析，勇于实践。

文革那些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奇特风景，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最为提倡的方法。针对如何扒火车的问题，我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是提倡调查研究的，要想扒火车成功率高，就得认真学习，调查研究铁路系统的规章制度，最关键的是得了解各个车次的查票情况。

在内蒙、山西、东北的知青朋友、同学早就写信把他们扒火车的经验传递到了史家岔，我觉得那只代表全国铁路的普遍性，一定要了解往返西安到北京这条线路不同车次的特殊性。特别是“铜川——西安”、“西安——北京”客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

要想掌握完整信息，就必须按照毛主席说的“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遗憾的是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同学没有分到铁路上工作的，家长有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也是在铁道部党校，或是铁道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和铁道学院的教师，指望不上。

我倒是有一个北京十二中的朋友，他的同学都是铁路职工子弟，他虽然被分配到国营工厂上班，却一直通过他的同学帮我了解铁路上的动态。那年月铁路工人也有亲属下乡插队，对咱知青有一些同情心，但凡他们知道的信息，迟迟早早都汇总到了史家岔村我这里。他们再三告诫我，一定要坐特快或直快，扒车最方便，千万不能坐慢车。一般情况长途快车查两次票，像成都到北京、重庆到北京、兰州到北京、北京到西宁（隔一天有一趟）、乌鲁木齐到北京，这些车次都是如此。中短途车只查一次票。甚至还细微到一些车次具体的查票规律，比如，西安到北京、西安到郑州的客车晚上12点以后不查票，怕影响旅客休息。所有客车早上7点钟以前也不查票，车厢要搞卫生。餐车开饭时间不查票，坐后半夜车最安全，等等。

村里知青们的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虽然有些同学的家长被停发工资了。女生们都奉公守法，乖乖地买票乘车，男生则试着“扒火车”。

为了行动方便，男知青决定化整为零了，按照其他地区知青扒火车的经验，每个知青必须要带上一点钱坐汽车和吃饭用。当然如果途中出现意外，可能有时候还要住旅店。钱一定要藏好，放在上衣或裤子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

根据其他知青的经验，他们的钱都是放在游泳裤衩的裤裆处，那个位置是双层布料，藏在两层布之间，纸币不容易滑动。不过用钱时很麻烦，尤其是在大商店里买东西，众目睽睽之下，把手先伸到腰间皮带里，再费劲伸到游泳裤衩的裤裆处，拿出来折叠的纸币，还没等打开，纸币上带着的那种男性特有的汗味儿已经散发出来了。特别是面对女售货员的时候，真有点无地自容。

还有的知青建议把钱藏在鞋里，当然，最好是藏在袜子里面，需要用钱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把鞋袜脱下来，把钱拿出来，让风吹一吹，把那浸透脚汗的纸币吹干。否则不光有脚汗，还有脚臭味。特别是在买食品的时候，买东西的知青和卖东西的售货员都会很尴尬。

1969年国内流通的10元人民币正面是黑色图案，六位人民代表的半身像，背面印有天安门图像，两面都没有毛主席头像，老百姓习惯称这种纸币为“大团结”。如果当时的纸币印有毛主席头像，知青们也不敢把它折起来藏在鞋袜里，更不敢藏在裤衩里。若真是那样，一旦被发现就是反革命罪，必死无疑。

其实所有的铁路列车员和检票员都不会对没有车票的知青搜身，把钱藏起来是防备乘警和火车站警察，还有当时维持秩序的民兵搜身。

一个从小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孩子，不买票乘火车回家是此生当中的第一次，但是他表现得很沉着，就像是和列车员做捉迷藏的游戏......

我和葛家璐第一拨离开村子，清晨从史家岔出发，步行六十里到茶坊汽车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当天去铜川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整整走了一天的路，此时已是饥肠辘辘。茶坊街的西头，路南边有个食堂，那里卖的素烩菜一毛五分钱一碗，我们每人吃了一碗烩菜、四个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的黑面馍，晚上又往回走了十里路，到了史家坪一个叫后洼的村子，那村里住着一个北京110中学的知青，绰号韩大头，我们在他那里借宿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韩大头陪着我们来到了茶坊汽车站，排队买票的人很多。汽车从延安发车开往铜川，路过茶坊，车上有几个空位子，茶坊汽车站才能卖几张票，因此能否买到去铜川的汽车票，只能等车到站再说。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一辆排气管冒着黑烟，破旧不堪的客车开进站来了，汽车站只卖了六张去铜川的票，这辆客车就满员了，我们只能继续等待。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卡车上没有棚子。等了很长时间的知青、农民还有其他的旅客都很着急，所有人一窝蜂都挤在了售票窗口。

韩大头在茶坊地面上还是有面子的，他让我和葛家璐先上车，汽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拦阻，我们已经快速地从汽车两边的车槽帮爬上了汽车。司售人员正要轰我们下车的时候，韩大头一只手举着汽车票，晃着他的大脑袋、嘴里唱着“苏珊娜别为我哭泣……”，另一只手用响指打着拍子，把车票交给了司售人员验票。

车厢里的旅客坐得满满的，整个车厢没有凳子、椅子，甚至连个坐垫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只能坐在货车车厢板上，车厢板是木头的，几条铁板用铆钉横在上面，进行稳定和加固，坐在上面觉得硌屁股。车厢里人挤人，无论男女老少，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了空间，想插进一个洗衣板似乎都很难。

下午五点多汽车开到铜川，我和葛家璐下了汽车没顾得上掸去身上的尘土，就快速地往铜川火车站走。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都是慢车，一天只有两班，324次列车早上7:00发车，322次下午15:55发车。我们到达火车站时，322次车已经开走了，当天再没有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了。

为第二天上火车做准备，在车站内，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铜川站建筑相对比较简单，车站南边有一个小铁栅栏门，似乎可以自由出入火车站。

是在铜川找个小旅馆住上一夜，还是在大街上坐等一夜，省下住旅馆的钱晚上好好吃一顿饭？其实，到陕北快半年，久未尝到肉香的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一样，先好好地吃一顿。

我们找了一家规模不算小的食堂，一个回锅肉和一个拔丝肉，再加几个全麦馍的晚餐，满足了口腹之欲之时，也让我们有一种过于“奢侈”的感觉。

吃饱了饭，在街上转一转，走一走，晚上坐在一个有高台阶的商店门口，既可以坐在那里放松一下腿脚，还可以靠在上面一节的台阶边上，松动一下腰。迷迷糊糊睡不着，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昏暗的路灯，想去找口水喝。铜川是一个小城市，不会像我们村也是吃水井里的水，不知道哪里有自来水龙头。于是，我们在街上闲逛了起来。

走着走着，在一个路口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个老头儿在卖醪糟（米酒）。他面前有一个很小的火炉，火炉里的煤散发着燃烧时产生的刺鼻气味，火炉上面架着一个外面已经烧黑了的旧平底铝锅，微弱的火苗舔着锅底，醪糟在小锅里翻滚着，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清香。醪糟两分钱一碗，要是想加个鸡蛋还要再加六分钱，做成一碗蛋花醪糟或者荷包蛋醪糟。

我们知青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喝上一碗两分钱的热醪糟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坐在火炉上风口的小板凳上，慢慢品尝着、享受着。喝完了一碗醪糟，浑身热乎乎的，也不觉得渴了。

在街上走着，天发亮了，我们俩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是几点了。为了保险，天没亮之前我们就赶到了火车站，发现前一天火车站南边开着的那扇小铁栅栏门已经被人锁上了。进入车站售票处，挂在墙上的大钟时针指着是六点，已经有几十名知青和当地人在那里排队买票。

很快就排到了售票窗口，我从窗口递进去一毛钱，“两张站台票”，售票员连头都没抬，熟练地把两张站台票从窗口丢了出来。

铜川火车站是个小站，作为首发站，每天只有两班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自从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以后，这火车站也开始热闹起来，除了买火车票的知青，买站台票进站的知青也不少，他们和买火车票的知青一同进站，一起上火车，却很少见到送站的知青从火车上走下来，几乎没看见过拿站台票的知青再走出车站。

北京站站台票

知青买站台票上火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见怪不怪。这个火车站，本来人手就少，而且几乎每一个铁路职工都有亲属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多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根据其他知青们的经验，我们上了靠近列车中部的车厢，如果赶上查票，前后车厢都有活动的余地。

我和葛家璐手上都有几毛钱零钱，我们商量好了，不管在哪里被列车员查到让补票，都说是刚上车，拿手里的零钱只补一张到下一站的票。到站后迅速下车，走到前面的车厢或后面的车厢，再次上车，然后再到中间的车厢会师。

从铜川开往西安的火车都是小站停车，两个车站之间运行时间几乎都在10到15分钟，没有一个是超过20分钟的。列车乘务员照顾旅客们上车、下车忙得不亦乐乎，在车厢里查票，只不过是一个工作环节，并不十分认真。车厢里人不多，差不多也就七成的乘坐率。

从铜川到西安，一路上只查了一次票，查票的是一个男列车员，从车头方向往车尾走过来。他还在前面一个车厢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他，我和葛家璐迅速分开，我向前迎着查票的列车员走，葛家璐向后面的车厢走去。

男列车员正在查一个三人座位最里边一个抱小孩女人的票，我正好走到他身边，从他背后一迈腿走了过去。他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友好地向他点了一下头，继续向前面的车厢走去，头都没回，检票的列车员没有追问我。

大约30分钟之后，我和葛家璐又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车厢。葛家璐告诉我，他到了最后一节车厢，那节车厢没有查票，或许是还没有查到。他在一个停车的小站下了车，又迅速找到原来的车厢，重新上车。他告诉我，他路过的几节车厢，厕所全锁上了，可能是知青在厕所里面反锁着门。

列车员查到了几个没有票的知青，先是让他们补票，知青们说“没钱”，列车员说：“没钱补票，就到下一站下车吧。”不过，也只是这样说说，一会儿就像没这回事了，既没有轰他们下车，更没有把他们交给乘警。

葛家璐的父亲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专家，我们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李裕德，就是他爸爸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教授的孩子，一个从小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孩子，不买票乘火车回家是此生当中的第一次，但是他表现得很沉着，就像是和列车员做捉迷藏的游戏，紧张亢奋之余，心中多少还有些窃喜。

原创 王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