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从北极村庄出发的知青之路（一）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作者：赵文德

　　从1968年在全国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停滞发展、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安置、将对社会安定带来十分巨大的隐患，于是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一场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就此诞生。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1700万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此在全国各地农村安营扎寨，接受再教育。尽管知青们在农村的生活艰苦至极，但决不是他们的"血泪史"，相反，是他们的"磨难史"和"历练史"。

　　（一）、为什么去呼玛

　　1969年10月，上海川沙县的33名青年(后转入1人，为34人)，终于成为1700万人中的一分子，来到祖国最北边陲呼玛县漠河公社洛古河生产队（现为漠河市北极镇洛古河村）。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从川沙出来，到如此偏远且荒凉的边陲小村来呢？

　　先来看看我们34人的文化和职业结构（未经核实）：一部分是城镇的老三届初高中生，有的已经有当地农村插队的经历；一部分是家在农村、已经返乡成为农民；一部分是小学毕业在社会上闲荡过几年的人；更有甚者是文盲或半文盲，最令人惊愕的是有一位居然是脑子"不灵光"的女孩。

　　文盲或半文盲者，作为"知青"，把他们安排到洛古河插队落户，我真的不明白、甚至无法理解，川沙县有关部门怎么能将这些人送到最偏远的亘古荒凉之地，让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干革命的？他们或许是被哄骗来的。至于说，到呼玛县插队的知青中，有人是写着血书，坚决请求到祖国北疆插队落户倒也有；也有人并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家，被居委组织人员，每天在家门口打着"上山下乡"的横幅、敲锣打鼓骚扰式动员所烦透，终于"自愿"报名成为知青一份子，也确有其事。还有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指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十种人的子女。）"被"宽大"到边疆下乡的"知识青年"，算否"恩赐"？更为可怜的，一家几个子女，大的都已经"上山下乡"，为完成"当官们"拍胸脯的指标，把原本准备留在身边，照料父母的最后一名孩子，被挂上大红花，报名去了边疆。

　　当然，对那些经历了动荡不宁的、无学习的学校生活，家在农村，回到农村，参加繁重枯燥的农业劳动，所得报酬，不能养活自己，依然在父母的怀抱里生活，深感自己前途的莫测和命运的未知而感到彷徨、不安的年轻人来说，如有一方水土，接纳自己，真正成为自食其力的一员，还是乐于前往的地方。

　　呼玛县有关部门（大概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在组织知青黑土地上安家落户，曾去上海川沙县，作宣传报告，描绘呼玛"反修最前哨，黑土地肥得出油，原始森林中鸟兽出没，茫茫雪原上的马爬犁…"，欢迎有志青年到边疆去，投身与建设呼玛的伟大事业。特别是1969年6月苏联派军队入侵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境内，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中央发布命令，全国处于反苏联侵略战争准备状态。到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极大的刺激了豆蔻年华的青年积极踊跃报名去呼玛县插队落户的决心。仿佛跟参军一样圣神。布衣戎装，插队落户的农耕生活军事化，加上知青们身着国家统一制发的草绿色服装，真的如边防"兵"一般。

　　听了过头的宣讲报告，年轻的人们，不免对去呼玛农村插队落户，想得过于简单，甚至有几分的浪漫色彩：在北国边陲的山乡村落，僻静中的袅袅炊烟；而与苏联一江之隔、在反修防修的前线，更是让人充满遐想，甚至是想入非非…。

　　紧接着，川沙县的各公社革委会就忙开了张罗知青去呼玛下乡的事情，并被告知，川沙县的知青将会有一部分安排到呼玛县漠河公社插队落户。漠河公社是呼玛最北最偏的真正意义上的北国。年轻不谙世事的青年，摩拳擦掌要到祖国最北边疆保家卫国、工作生活。不少人瞒着家长，偷偷报名。当大家身穿草绿色的棉军衣军裤、头戴羊绒"雷锋帽"的时候，觉得去漠河插队，过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憧憬满满。国家有难，自不会"危而不持，颠而不扶"。

　　事实上，我们没有完全搞明白我们是去"接受再教育"、去插队落户的全部真实含义。大家觉得上面说的加上自己的超乎想象的憧憬，将一幅波澜壮阔的美丽工作生活图展现在面前。而那时的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他老人家安排我们干啥，我们当然就只能干啥，而且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快就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东西。

　　（二）、到达漠河、去洛古河（生产队）

　　在到达漠河公社的当天晚上，我们被告知，一部分知青要到更为偏僻的洛古河生产队，愿意去的，可以报名。真有写申请书按血手印，以示坚决到洛古河去的决心。但公布去洛古河的33人（后在11月增加陆大安的弟弟陆大同从北红大队插队转至洛古河，洛古河知青人数增至34人）名单时，我们发现，写血书的很少在去洛古河插队的知青名单中。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定妥的。"做戏"的成分大于真实的成分。

　　经过打听，得知洛古河生产队有一百余人、离漠河公社有160里且中间荒芜一人，是漠河的贫穷之地，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坏人不少"。被分配去洛古河插队的青年，有的人兴奋，有的人无奈，有的人的心仿佛被扎了一下，感到我们将被抛弃。就像是养鸭人把鸭子撵下河一样，是被"一竿子撵下去了"。

　　1969年10月11日，经过乘坐3天3夜的火车，又乘坐3天的汽车，到达漠河（公社）。第二天，大巴车把我们一行33人，送到了洛古河。汽车从漠河的元宝山下驰行在去往洛古河的山间公路上，可以看出，公路是新修的，路两旁除了树林，未见有人居住的房屋。车行至老（金）沟，拐弯后又往前。据说老沟曾经盛产黄金（砂金），最盛时期有金矿人员一万五千多人，民国初期便关矿散人，但我们依旧可以看见公路不远处散落着一些破旧不堪的木头屋。车继续行至一个名叫"沙跑斯"的地方，公路两边有几栋房子，并不旧。随车送行的公社干部说，这是62年前大兴安岭开发时建的林场用房，今年（指69年）修老沟到洛古河公路时，筑路队的人在里面住了。筑路队撤走后，又无人居住了。从漠河出发的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一辆汽车，也就是说，我们是唯一一辆行驶在嫩漠公路支线（漠洛线）上的汽车，当然一路上未见村庄或居民点或行走的人影，莽莽山林在秋色笼罩下，生气不足，更显荒凉。

　　到达洛古河后，我们看见，在到达村口的路两旁，插着彩旗和挂着欢迎"上海知青到洛古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字样的横幅，在风中飘扬着。路边站着人数不多的欢迎者。尽管只有10月初，但挂着清鼻涕且都已穿上黑色的棉衣棉裤、夕阳下，闪着油光的小孩们；叼着手纸卷烟、呼出一口又一口难闻的烟气的老爷们；还有嘀咕着我们并不能完全听懂的语言的妇女大姐们。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围绕着我们乘坐的大巴，看了又看，然后，先用手丈量大巴，再用脚围着车走，看看要多少步才能走完，嘴上自言自语，"怎么这一次的车与上一次的车不一样啊！这次的车比以前的车更漂亮"。我听说，这辆大巴士是上海方面为感谢呼玛接纳近6000名上海知青而赠送给呼玛县的。我也听说，有几个年纪大的老妇人，十几年未曾迈出洛古河村一步，蜗居在近似封闭的小山村，直至1969年8月嫩漠公路修建成功，"无路可走"的洛古河村，终于在9月份开通了一个月一个班次的长途客车。车到村子后，生产队食堂好吃好喝招待客车司乘人员，趁司乘人员吃饭，老妇人把崭新的公共汽车外壳，看个够、摸个透，但不敢到车厢里观"赏"，依然充满兴奋之情看客车，确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是那么的陌生新奇。这就是我们应该接受再教育的老师--贫下中农。今后我们的一切表现，将取决于他们的印象。

　　生产队随后在知青食堂（也是生产队的大会堂）召开欢迎会。党支部书记是一位退伍军人，文化程度不高，他在欢迎会上实话实说，中心意思是：今后你们就是洛古河的人了，安心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站好保卫洛古河的岗哨、保卫好伟大祖国的北疆前哨。

　　听完这一席话，我们已经感到在洛古河一辈子当农民将不可避免。33人中，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其内心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充满了疑虑和悲观。陆大安等几位知青，在知青宿舍，明显地把这种情绪转变为公开的怨言表达：洛古河的上海插队青年，将遥遥无期的像这里的老乡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识字的人接受不识字的人的再教育"，苦闷、彷徨、怅惘的情绪流露溢表。有好事者把他们的"内部言论"反映到以"帮助上山下乡知青"名义随同插队的"上海干部"那里，其中具有严重左倾思想的"上海干部"认为，这几个知青的思想不纯、来黑龙江的动机不纯，应加强教育，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点对象。更有甚者，居然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穿着草绿色的棉衣棉裤，徒步往漠河（公社）方向走着，他们是去上访的，要求改变他们的农民命运。显然，上访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万一在冰天雪地中徒步行走，迷路饥饿等原因伤及生命，无法向他们的父母、向上海方面交代；万一他们因迷路误入冰封的黑龙江冰面的冰道，上海青年分不清中苏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苏两国分界线，进入苏联一则，被苏联边防军抓住，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前有漠河知青时志光从犹如平地的冰封的黑龙江江面上，走过主航道，叛逃至苏联，被苏边防军拘捕、死于老毛子酷刑之下的恶劣政治影响，再有这种时件发生，当然令人担忧和不安。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理所应当。但把这几个青年，被"个别"上海干部划入"不安心"在洛古河当一辈子农民的队列中，使他们一辈子在洛古河务农、生活，接受"再教育"，显然是偏颇的做法。被划入"不安心"队列的青年，根本想不到在今后的"务农"与"上调"的博弈中有多严重的后果。事后证明，不管有的"不安心"青年表现得到当地贫下中农的一致肯定，在贫下中农的印象良好，把他们输送到邮局、商店等"皇粮"单位，是合适的。但那些"上海干部"总是阻挠他们"上调"到邮局、商店等单位工作，他们必须在洛古河生产队继续"接受再教育"。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响当当地喊出了：扎根农村一辈子，铁心务农一辈子。这个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口号。但喊出这类口号的青年，是标准的"识事务者为俊杰"，成为"好"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于一切年代的必然产物。

　　"接受再教育"的说法，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号召。我们尽管不是很在意这两者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大的。但我们也知道，前者的意思是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而后者却意味着要我们在农村呆一辈子。然而，对到农村去当一辈子的农民，我们的确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真正的心理准备。在这以前，我们只是从报上知道董家耕、侯隽等人在农村工作生活的事迹。但他们都是自愿下乡去改变农村面貌的。我们却是被要求下乡的。

　　其实，我们这些所谓"老三届"学生的年龄、文化知识、生活能力的差距是很大的。1969年时，高三的同学基本接受完了文化知识的学业，年龄也20出头了；而初一的同学几乎刚刚上中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几年后，他们不仅没有学过中学的文化课程，年龄也都才十五六岁。就连那些读完了初中的，算个"识字份子"还名符其实，要算"知识分子"恐怕就勉强了。因此，我们在积极准备上山下乡时，也有很大的困惑。我们根本不能正确回答，"为什么去呼玛"的问题。也许，面对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无法招收新工人，几百万初高中毕业生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这对尚处于"文革"期间、又极需稳定社会秩序来说，是一大隐忧；加上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大有进攻中国、入侵中国之意。太平之下的内忧外患之势，确实存在。"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毛泽东对青年学生出路安排的指示，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现实的和战略的安排。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洛古河生产队插队开始，一直到成为一名高级会计师，这期间，是祸是福，很难说清。几十年来，电视、小说、电影中讲述的知青故事，既有亲切真实感，又有"典型化"的不实之词。

　　让我们记住在呼玛县漠河公社洛古河生产队插队的知青名单：

　　张宝兴、陈企平、徐文良、张上谷、陈龙富、陆财明、赵健、宋建军、陈菊华、杜黎明、黄福根、陆太炎、孟荣伯、杨栋梁、赵文德、奚德荣、沈懋惑、朱国兴、钱培煌、陆大安、陆大同、陈希瑾、丁雨祥、李维琴、胡慧珠、黄根兄、饶剑青、韩春季、杭桂英、陈理、杭林生、赵金娣、朱传英、沈兰珍，男知青25人，女知青9人。

　　上海插队干部名单：刘亚东、滕家敬、于堃、余文兴、周立、陈鸿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