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车票丢失了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在火车上工作的铁路职工，有很多人的亲属也是知青，都有同情心，也能理解知青扒车。

扒火车次数多了，难免遇上“有惊无险”的时候。有一次在列车上赶上查票，我拿着杯子去打开水，连续走了几个车厢，锅炉都没有开水，可能是一夜的行程旅客们把锅炉里的开水都喝完了，新添的水没烧开，连冒出来的热气都看不见，眼看列车员就走到我身边了。我站在车厢一头走道里，左边是厕所，早晨上厕所的人都在门口排着队等候。右边是三个洗脸的水池，正好有一个人洗漱完，刚刚离去。我把水杯放在那池子旁边，把两只手并在一起做成碗状接着凉水，向脸上泼去。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本，里边装有20片上海产的美加净香皂纸。那个香皂纸外边的包装是红白两色，长约7CM，宽约4CM，每张香皂纸都是奶白色的，洗手时用一张纸蘸水在手上搓，就可以出现不少的泡沫。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的新产品。

我迅速抽出了五张香皂纸涂在脸上，两只手不停地在脸上反复涂抹、搓揉，一两分钟后，睁开一只眼睛看了一下水池子后面的镜子，已经是满脸的肥皂泡了。虽然不像京剧脸谱中的曹操，这一满脸的肥皂泡已足以遮盖我的真实面目。当列车员查票走到洗手池和厕所门口的时候，在场的人，有人从口袋里立即掏出票来，有人回座位去取票。

我顾不上用冷水冲脸，主动要求列车员和我一同去他们查过票的那个车厢，到我的座位拿票给他们检查。列车员说：“你先洗脸，把脸洗干净了，咱们再去拿票。”我说：“这样会影响你们的工作，先去拿票吧。”刚往前走了一步，我“哎呦”叫了一声：“肥皂迷眼睛啦！”我像盲人一样，被列车员搀扶着回到了洗脸池旁，列车员帮助我打开了水龙头，把我的手送到水龙头的出水口。我不停地用水冲洗着眼睛，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的余光通过水龙头后面镜子的反射，看到了列车员在偷偷地笑，有三、四个等着洗脸的旅客也跟着傻笑。

查票的列车员们等了两、三分钟，走开了，我继续冲洗了几分钟，没见列车员又返回来。我迅速回到原来那节车厢，找到原来的位子重新坐下，总算是躲过了查票。那次慌乱之中把水杯丢了，应该就落在了洗脸池边上，下火车时忘记了去找。回北京后，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搪瓷水杯，新水杯上印的毛主席语录是前不久刚发表的最高指示。

白天坐火车旅客多，中途上车没有座位是经常的。坐火车没有座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花很少的钱买张短途票可以解决没有座位的问题。

有一次从北京回陕北，天气很热，在北京站坐的夜车，不查票。天亮后在郑州下车，休息了一天又回到郑州站，准备乘坐275次郑州发车开往西安的直达客车。这次实实在在花钱买了一张郑州到上街的车票，票价6毛钱，有座位号，是我特意要的靠窗子的座位。由于是始发站，车厢里旅客不多，显得挺空旷。

从郑州到上街，火车运行58分钟，行程37公里，坐汽车走公路32公里，汽车车票只要5毛钱，比坐火车便宜1毛钱，因此很少有人从郑州坐火车去上街。我周围的人都是到西安、临潼、华山的旅客，最近路程也是到三门峡的。他们都看到我拿着车票找座位，知道这个靠窗子的座位是我的，可是没人知道我的车票是到“上街站”的。

火车刚离开郑州站，一位列车员就来查票，每一位旅客都拿出自己的火车票，列车员并没有把每一张票拿到手里仔细核实。我拿着火车票，把贴着座位号的那一面拿给他看，告诉他：“我到西安。”说完就把车票收了起来。周围有不少旅客随声附和，“我们也是到西安的……”

火车运行大约一小时就到上街车站了，也许是紧张，脸上出了不少虚汗，我当着周围所有旅客的面，把车票拿出来刮着脸上的汗，然后把票放到小桌上一个空火柴盒里，关上火柴盒，车票的四分之一露在火柴盒外面，可以看到始发站“郑州站”三个字，到达站“上街站”三个字在火柴盒里面，谁也看不到。

火柴盒连同车票放在小桌靠车窗的一侧，过灵宝时，车厢里又要查票了，可巧刮来一阵风，就着风劲，我中指一弹，火柴盒连同我的车票一同飞出车窗外，我大喊了一声“我的车票！”周围的人立即将目光投向车窗口，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火车票和空火柴盒在风中飘然逝去。我做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我是真的挺着急，担心大风把车票再给刮回来，或者刮到列车的其它窗口里。

周围的旅客都安慰我，“别着急，等会儿查票，我们大家给你证明”。过了一个多小时，查票的人终于被等来了，周围的旅客在出示自己车票的同时，都争先恐后地为我作证，“这位同志是去西安的，他的票放在小桌被一阵大风给刮走了……”查票的人没再多问，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另一个车厢走去。也许他的大脑中还保留着第一次来我这里查票的印象。

其实这事挺悬的，按照铁路的规定，车票丢失了，也应该补票，当然不用补全票。以这么多人作证，只需要补从查票发生地点到西安这一段的票，没多少钱了。这次在周围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当然就全免了。我更加相信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和我有联系的铁路职工和他们的子弟三番五次提醒我，尽可能乘坐北京铁路局的快车，在火车上工作的铁路职工，有很多人的亲属也是知青，都有同情心，也能理解知青扒车。如果万一被查到无票乘车，一定要说自己是铁路职工的家属，让查票的人知道这是自己人，比如“父母在丰台桥梁厂或机务段工作”，“插队前是铁路中学的学生”等等，以换取查票人员的同情。可是在我五年半的延安农村插队生涯中，多次来往于北京、西安两地之间，扒火车从未失过手，这些为失手后设计的补救方案也没派上用场。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老武，是我们同学中最早扒火车的。他父亲年轻时在德国留学，和朱德是同学，朱德还介绍他父亲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老武的爸爸在共产国际工作，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文革初期被打倒了。老武在老爸倒霉的日子里，不得不去海南农场，每天夜里三点钟起来割橡胶。父亲落实政策后，老武成了第一批内部招生回北京上大学的学员。

回北京后，他首先找到我，送给我两张可以免费坐火车的纸，这纸的上端有三个大字“代记录”，底下还有一个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印章。老武教我如何填写，还特意叮嘱我，“进站不能用，还是靠买站台票进站上车。万一赶上查票，躲不过去，列车员看了代记录，会允许你坐到纸上填写的到达站下车”。

当时，全国各铁路局的乘车记录填写不统一，这“代记录”就更难辨真假了。最好的，也是最可靠的办法是买一张首发站最便宜的正规车票，出北京买北京到丰台，回北京买西安到临潼，把车票上面贴的座位号小条揭下来，再贴到“代记录”上，就万无一失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老武继承了他老爹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的经验，他在多年的扒车经历中，只在广西失过一次手。我有自己的方法，老武给的“代记录”一直保存到我病退回北京。回北京工作后，只想好好上班，永远不再扒火车，甚至不想再坐火车了，永远告别火车这种交通工具。

当年，也曾经有人要送给我一套可以打开火车上所有车门的钥匙，赶上查票时，好有地方藏身。这太专业了，被我谢绝了。

原创 王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