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新石器文化和上古气功

现在让我们把考察的目光从绚丽动人的古代传说收回来，落到实处，立足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从另一方面进一步考察作为古代人类共同财富的气功和人类古代文明的内在联系。　　
在华夏文化的传说中，从盘古开天地，经三皇五帝而至禹汤文武，除盘古的神话以外，其它的传说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都是具有实际背景的，因而都是有迹可循的。即使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也不见得纯属虚构，如果我们去掉女娲身上的神光，把她看作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一位杰出代表的话，那么，“补天”固属神话，是虚构的；但传说中她采集“五色神泥”用火煅烧而“炼石”的说法，却很可能是有其实际背景的。实际上女娲炼出来的“石”，不可能是岩石的石，只能是不同于泥土的、类似于石的某种脆性硬质材料，这就是陶器。因此，如果我们把女娲采集特定性状的泥土（所谓“五色神泥”）用火煅烧炼制成“石”的过程理解为制陶技术的话，恐怕不会是穿凿附会，应该是合理的。设若如此，则炼石补天的神话里的女娲，很可能是华夏文明中制陶技艺的始祖。按照传说，女娲和伏羲似乎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或许他们是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的领袖人物，唯此，则女娲应略早于伏羲。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火的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而禹则是青铜文化时代的人物。从公元前6000年至前2000年，人类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铜石并用时代）。这样看来，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等等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物。而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家的发现明白无误地证明：“对各种重大文明技艺的掌握（制陶、编织、种植、驯养牧畜等技艺），是在新石器时代牢固地确立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新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在此期间人类文明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人类学家认为，这一飞跃完全可以和工业化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跃迁相媲美。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等传说中的圣者，正是华夏大地上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代表。　　
但是，他们是怎样发明制陶、编织、种植和畜牧等技艺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些巨大的进步统统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归结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被动的、偶然的领悟。比如，制陶技术的发明，是因为偶然的一场大火之后，发现泥制的器皿分外坚固；又如，狩猎所得的禽兽供食用有余，因此就养起来，于是就慢慢形成了畜牧业等等、等等。这和中医学史所述的石块、树枝偶然触碰人体能引起循经感传而发现经络的说法如出一辙。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其中的种种疑虑，都可以用“久而久之”四个字一笔抹掉。其实上述种种说法是很靠不住的，是先验的。这里我们只对所谓新石器时代之谜作一些讨论。

　
为了解开新石器时代之谜，国外许多科学家曾经试图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来重复所谓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其方法的思路和我国50年代以来做的循经感传实验相类似），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模式，来“发现”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制陶等技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是否定的。比如H·H·Coghlan在《史前铜与熔炼实验》一文中写道：
　　
“人们企图了解，如果铜矿石偶然进入一座炉子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各种各样复杂的实验表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过去人类有可能发现的获取金属铜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研细的孔雀石放在一个陶盘内，覆上一个泥罐子加热。其唯一结果就是使成功的机遇只能发生在某位专长涂釉的陶工的窑内。”

做这一系列实验证明：通过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而发现冶铜术的几率非常小、非常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古代世界上地理位置相距如此之远（如中国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南欧爱琴海地区和西亚的两河流域）的地区里的人们，居然能够在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里，获得同一发现和发明，这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了。实际上，

“为了把野草变成种植作物，把野兽变成家畜，从而使这些动植物具有营养的或工艺上有用的特性（这种特性或者原来根本不存在，或者仅仅能够被猜想到）；为了把松散而又容易碎裂的泥土制成坚固的、不透水的陶器（而这只有在从大量有机和无机的原料中选出一种最适宜陶器制作的材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还得有适当的燃料、火候，并达到有效的氧化程度）；为了寻求费时而复杂的、无需土壤或水份而进行的养植技术，把有毒的根、茎或种子变成食物；为了要从许许多多种矿石中，经过多种组合和火候的配合炼制铜、青铜、铁等等金属材料”（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等等、等等。按照现代科学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即使在具有现代科学的条件下，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的发现或发明，

“都要求人们在费几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去积极而又系统地观察，并通过无数次实验来对大胆提出的假设进行核实。”（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而这在新石器时代那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与铜的冶炼问题一样，在地理上相隔那么遥远，几乎不可能进行交往的不同地域内的古人，居然能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现或发明了几乎差不多的制陶、畜牧、种植等技术，驯养的动物都是马、牛、羊之类，种植的作物都是谷物（粟、黍、麦、稻之类），这如果要以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为机理的话，那实现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大概和上帝创造万物的概率一样。
所以，立足于现代科学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实实在在的巨大飞跃告诉我们，在当时存在一种和现代科学相平等的、和现代科学以至现代人日常生活中认知模式有本质差别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超常智能的实践。因为，现代科学实验和当代的群众性的气功实践已经证明：人确实具有超常的智慧和功能，这种功能使人类具备了认识世界的超常的能力，从而开辟了一条和常规认知模式以及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完全不同的途径。有意思的是，现代人类学家对于现存原始部族文化的考察结果，似乎使我们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D詹尼斯在《印第安人对人与自然的解释》一文中，论及印第安人对动物的惊人的知识时，引述了一位印第安哲人的话。他说：

“我们知道动物做些什么，海狸、熊、鲑和其它动物需要什么，因为很久以前人已经和他们结了婚，并从动物妻子那里获得了这种知识。……白人把什么事情都记在本子里，这样就不会忘记；但是我们的祖先和动物结了婚，学习了它们的习俗，并一代一代地把知识传了下来。”

ESCHandy和HKPukui　在《夏威夷考伍族波里尼西亚的家族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夏威夷的土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对周围的动、植物有如此深入细致的知识，是因为人和这些东西是合一的，而
　　
“夏威夷人与自然现象中活的东西的合一，即与神灵和其他灵性的人的合一，用联系这个词来描述是不恰当的，当然用交感、异情、反常或超常、神秘或神奇等词来描述也是不恰当的。它并不是超感觉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感觉有关，而有一部分又与感觉无关。它正是自然意识的一部分。”

显然，印第安人所说的和动物结婚而从动物妻子那里获取有关动物的知识，和夏威夷人所说的“人与自然现象中活的东西的合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没有把这种超常认知过程说清楚。对此《管子·心术下》中却作了明确的论述：
　　　　
“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如果说管子这里所说的是超常认知的方法学的知识，那么《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彼是莫得其偶”而“照之于天”，则是超常智能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了。这较印第安人的祖先和动物结婚的说法，较夏威夷人和自然现象的活的东西合一的说法，不仅符合事实得多，而且上升到了理性层次。　　
总之，偶然发现论的现代模拟实验，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现代科学实验，当代人们气功实践的经验，以及人类学家对于现存原始部落文化生活的考察等，从反、正两方面说明：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主要应归因于当时人们通过超常智能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认识。偶然事件是外因，起触发作用；而“久而久之”的经验积累和常规认知模式下的认识的进步，是在这些技艺发明了以后的事，是量变，是渐变。真正起突变作用的创造性的飞跃，来自当时人们气功实践中获得的智能和悟得的真知。据此可知，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气功实践必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有没有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未完，待续）

————《气功与人类文化》庞明 著 诚明子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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