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36）

二十六、国家的“性格”（11）

希腊

在苏美尔城邦时期，位于波斯湾口的埃里杜城就已经有船出海了。在地中海的东端也发现了人在海上生活的证据。人类在河流和湖泊中积累了一些航行经验后，开始向神秘的海洋进发，探寻这个未知世界。从黑海、爱琴海到特洛伊、克里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整条线路没有高山、沙漠以及强盗，既省时省力又安全，这对于商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海上商业路线的出现使地中海北岸的国家开始兴旺起来，而地中海南岸诸国逐渐没落。

公元前3000年，位于地中海中央的克里特岛已经出现了米诺斯文明，它被看作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克里特成为海上贸易网络的中心。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中转贸易，转卖地中海两端国家的商品，以陶、铜、锡以及金银为主要商品，它有一个与希腊、塞浦路斯、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埃及、西班牙及美索不达米亚通商的网络。因此，克里特也成为了地中海的文化中心。米诺斯人的商业文化显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它与以军事贵族统治为特点的文化迥异。米诺斯人同时也饲养牛、羊、猪、山羊，种植小麦、大麦、野豌豆、鹰嘴豆、葡萄、无花果、橄榄，以及罂粟，但贸易仍是他们的主业。只要米诺斯人能够保持海上的霸权地位，克里特岛的贸易地位就不会丧失。在公元前1700～前1400年间，米诺斯文明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公元前15世纪末，一次不明原因的武力入侵洗劫了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沉重地打击了米诺斯人，从而导致米诺斯文明最终完全消失了。

公元前2000年，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开始不断地入侵希腊，后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受到了米诺斯文明的影响，在与当地的迈锡尼人融合后，逐渐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人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他们的海外扩张也有赖于武力，因为只有通过武力才能维护建立起来的商业利益。他们抓住各种机会在罗德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海岸建立了海外殖民地，不断扩大商业的势力范围。当米诺斯的王宫和财物被洗劫一空、政权土崩瓦解之时，他们于公元前15世纪末统治了整个克里特岛，替代了米诺斯人在地中海的位置。公元前1400年以后，迈锡尼文明迅速扩张，财源滚滚而来。公元前1300年，在腓尼基人和特洛伊人的竞争下丧失了很多市场。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呈现衰败之势。“希腊大陆的财富逐渐随着海外贸易状况的恶化而趋于衰竭，在迈锡尼文明极盛时期得以保持的比较太平的局面，也开始让位于一个动乱的时代。”（N.G.L.哈蒙德《希腊史》）

“移民运动在特洛伊陷落以前一个多世纪就以一种较小的规模开始了。特洛伊人和亚该亚人自己就用武力冲破了地中海文明各国的防线，而他们又不是安分守己的和平保卫者。”（N.G.L.哈蒙德《希腊史》）位于希腊半岛北部印欧人的游牧部落多利安人开始向南迁移，他们装备着战车、铁质武器且能征善战。他们打破了迈锡尼人的北部防线，如潮水般涌入希腊半岛，迈锡尼人遭到了克里特人相同的命运。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贸易通道被完全破坏，希腊从此进入了“黑暗时代”（被称为希腊的“中世纪”）。多利安人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以军事首领为核心的部落制和贵族政治，其活动范围仅限于爱琴海区域。他们保留了原来的农耕和畜牧的生活方式，文化落后，不谙航海，也没有在海外殖民，可视为希腊文明的一种倒退。随着迈锡尼社会的瓦解，人口向海外逃散，曾一度繁荣的海上贸易活动也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逐渐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去，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00年城邦国家兴起之时。

最早恢复海上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是生活在地中海东部沿岸黎凡特地区的闪米特人。公元前1100年，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并建立了殖民地，然后以塞浦路斯为据点向爱琴海扩张。到公元前800多年，他们进入了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班牙、西西里岛等地建立起一些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逐渐控制了大部分的地中海贸易。“腓尼基人既是最早建造用于作战的船只并提出海上战略的人，也是最早建立复杂的港口以开展商品贸易的人，还是最早在地中海以外的水域进行有组织的探险的人。”（《海洋与文明》林肯·佩恩著）此时，希腊人因为人口日渐密集，农业生产效率又难以提高，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遭到破坏，迫不得已在海上当海盗或者与腓尼基人展开贸易竞争。他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些商业据点，这些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和商业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希腊的商船队在贸易与运输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促使希腊的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公元前800年，随着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部落制让位于城邦制，城邦成为新兴的希腊文化的核心，商业活动和政治结构也在这种文化中得到复兴。“政治”一词（politics）即是从“城邦”一词（polis）演变而来的。“‘黑暗时代’的结束，是以公元前9世纪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城邦及此后不久的希腊城邦的兴起为标志的。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活动之盛迅速超过了上一个千年中最繁荣的世纪。”（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此时，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废墟上兴起新的城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到公元8世纪末期，城邦已遍及希腊社会，所有城邦都具有显著的相似性。每个城邦都必有一堵城墙、一座神庙、一群居民和一个港口。”（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

在新兴的城邦中，原来的君主统治消失了。“到公元前650年，在许多城邦中都存在着家族对立、血腥的战斗和派系冲突。……一些贵族似乎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难题，设法剥削更为贫穷的农民，将公共土地占为己有。”（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由各部落领袖形成的权贵家族们控制了城邦的政治，贵族之间以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妥协与纷争造就了希腊社会不同的政治形式，其中包括民主制、贵族制和寡头制。家族之间、贫富之间的冲突不断，矛盾难以平息，不管是梭伦，还是伯利克里，他们的能力都体现在平衡各种社会势力的水平上。有的城邦推翻了寡头统治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则从贵族统治变为由贫民阶层拥戴的僭主来统治，但这些选择大都缺少理性的指引，只是大众情绪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而城邦的统治者也随着群体意识的混乱而不断地变更。“在绝大多数城邦，贵族政府是高度稳定的。它建立在公民会社的应许之上，因为这个社会本身也是按氏族制度组织起来并遵从同样的宗教和社会原则的。”（N.G.L.哈蒙德《希腊史》）这说明，虽然传统的制度并不完美，但它有最好的延续性，这是能够实现稳定的最好选择。城邦内部的冲突同时也出现在各城邦之间，尚武精神流行于贵族甚至农民群体中。由于希腊人不喜欢集体精神，不甘心屈从与忍让，因此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更激烈的竞争。“希腊各城邦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很快要开战，不实际作战的时候经常是处于暂时休战的高度戒备状态。”（阿兰·瑞安《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