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39）

二十六、国家的“性格”（14）

希腊人创建了商业特色的城邦文化，同时也发展了商业殖民文化。希腊人的商业社会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失去了部落社会拥有的领导核心，失去了以亲缘为联结的社会关系，失去了土地与部落成员之间形成的重要关联，原来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习俗都在发生变化，甚至信仰的神祇也改变了，总之一切都改变了。此时，能够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是利益的链条和战争的需要，而利益关系显得脆弱而多变，并不牢固，难以承担稳定社会的职能。战争成为了希腊人“甜蜜的毒药”，对外战争使得希腊的城邦联结在一起，内部战争使得城邦的贵族与平民联结在一起，但是战争大大损伤了希腊人的精神和财富。“修昔底德说，民主的雅典嗜战如狂。这是因为古时的战争有利可图，抢劫比务农所得更多，在生存线上勉强过活的穷人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虽然也许没有富人得到的好处大。这也是后来罗马人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普遍具有侵犯性。……人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一成不变，人类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根深蒂固。”（阿兰·瑞安《论政治》）希腊人希望通过建立更多的殖民地获取商业利益来化解内部矛盾，相反这一做法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隐患。殖民战争的风险很大，需要大量金钱作支撑，一旦失败便血本无归，因而难以持久。客观上，对地域遥远的殖民地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很大，缺少相应的技术条件，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力所不及的。即使在几百年后，一些大陆帝国修建了几千公里的“御道”，仍然不能解决管理庞大帝国的交通问题，更不要说建立海上帝国了。真正建立海上帝国的时间大约在两千年以后。为此，统治者必须时刻关注客观条件的限制，盲目扩张会受到自然力量的惩罚。国家的规模不仅要与制度、经济水平、军事力量、人口、甚至文化以及信仰相关联，还要与交通工具、设施以及通讯手段相匹配。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的城邦，是由相邻村落聚合而成的。它保持了各村落延续下来的亲缘关系，公民权由父母双方世袭继承而来，一部分人永久保持了阶级特权。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严密、牢不可破，爱国主义情绪强烈。这种社会制度一致延续到斯巴达城邦时期，因而斯巴达显现出与其它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相反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斯巴达人将当地的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为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制度造就了他们更加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并且非常情愿地展示自己强大的武力，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强硬而野蛮的文化特征。“他们也不得不因此而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进步，他们只能过着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雅典与斯巴达社会结构的反差，显示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不同的内涵。农耕社会的土地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制度保守而僵化，社会根据阶层或等级进行划分，大多数人受到压制而缺少自主性，但社会结构因此显得更稳固而有力。商业贸易的特点是灵活多变，不受耕地的限制，制度对商业行为的约束较少。同时，商业贸易采取的是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较少使用强制手段，造成了商人阶层具有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因而也很难形成农耕社会的权利中心和等级制度。因此，商业社会呈现了更多的民主特征，其中雅典实行的直接民主制则是民主社会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从个人喜好来说，这种方式更受到人的偏爱，但它的弊端是缺少社会进化的核心基础，社会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难以形成较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容易受到其它更具有攻击性的社会的冲击。同时，群体决策时观点各异，较难达成共识，造成社会系统的运转效率降低。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同，政治领袖经常会提出一些具有煽动性的偏激的观点，这些激烈的观点一旦被民众接受，群体的情绪就会因共振而被放大，并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因而集体的情绪常常会失去理性。当伯利克里去世后，雅典社会失去了它重要的核心，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恰好击中了雅典社会的软肋。

我们观察到，人类社会在进化以及分化的过程中经常会碰上这种两难的局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情感与理智的选择、短期和长期的效果。在每一次决定命运的转折时刻，人类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取舍。对一个人来说，要做到理性和平衡已经很不简单，他需要对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要有足够理性和自律摆脱本能的控制，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极端性的意识和行为。对于群体来说就更加困难。在社会群体作出取舍时，往往会倾向于一时的情感、眼前的效果、或者少数人的利益，缺少长远的眼光和理性的态度，因为群体意识往往会表现出人的本能特征。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保持长久、健康、平稳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能否保持适当的理性态度。

希腊的宗教同样显示了其多样化的特征，希腊人的宗教仪式和他们崇敬的神一样，多而杂。虽然每一个城邦都认为宗教崇拜对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定极为重要，并掌握了宗教的领导权，但是宗教并没有对整个希腊产生一种凝聚力，相反却分化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加深了政治上的分离。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思想和情绪的管理工具。宗教的分化不仅扰乱了希腊社会整体的思想，也使得大众的情绪无法控制，整个希腊因为思想的分歧和情绪的激化始终未能真正地团结在一起。在各城邦建立的初期，并没有马上陷入敌对和混战的状态，每个城邦都在尽力稳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雅典为首的商业城邦关注的重点是向外殖民扩张，从而与东方波斯帝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当雅典及其同盟在希波战争中发展壮大后，斯巴达人感受到了压力和威胁，最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雅典是在战争中壮大，接着在战争中毁灭的，它建立的民主体制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检验。希波战争的胜利为希腊赢得了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时间和空间，但也埋下了相互敌对的种子。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各个城邦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希腊人生活在众多活跃的、相互独立的城邦中，他们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文明，他们不愿意妥协，也没有为各自的城邦找到出路，最终这些城邦被社会进化的车轮所碾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希腊人有一种固执的“纷争意识”。这最终导致希腊文化在残酷的内战中自我毁灭。希腊人没有将自己的文明建成一个不可逆的体系，它因此也无法承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而希腊文明所孕育出的优秀的“基因”只有在其解体之后才被传播到周围新兴的文明中，继续被“新的生命”发扬光大，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