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40）

二十六、国家的“性格”（15）

国家的分化

虽然古代的四大文明都围绕着大河流域而建立的，但是西亚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其它三个文明的自然环境是有显著差异的。西亚位于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交汇处，从匠人走出非洲开始，这里便成为人类寻找更多生存机会的必经之地。经过100多万年的进化，从这片地区通向欧亚大陆腹地的各个方位形成了多种形态的社会群体。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群体对生产方式的选择出现了分化，人口聚集和流动的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分化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观念也开始出现分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各个种族之间社会形态的差异。正是在客观和主观方面越来越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种族、社会、国家之间的融合变得越来越难，相互之间因为差异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大，这些差异性可以依靠产品交换和文化互通来加以弥补，也可能通过战争来摧毁。苏美尔城邦国家萌芽的状态与其它三大文明是相似的，由于狩猎-采集资源的日渐匮乏以及畜牧方式出现的困难，一些人群开始聚集在易于耕种的河谷地带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在河流附近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农业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一部分演变成为大小不等的农业村落，少数的定居点慢慢扩张成为我们后来看到的城市。为何城邦国家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而其它地区国家形态出现得较晚，而且与苏美尔城邦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其原因与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较大的关系。首先，两河流域位于三大洲交汇的位置，有通向各大洲的陆上通道，是地球上不同区域人群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西南亚是世界上最富生机的一个文化和商业发展的十字路口。始于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山脉、中亚、南亚以及阿拉伯半岛和黎凡特的多条陆路通道都在那里交汇。”（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较好的地理位置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量人群聚集于此从事生产贸易活动，这是城市形成的重要前提。其次，除了河流沿岸有限的肥沃土地外，两河流域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地人需要通过商业贸易和手工制作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恰好提供了贸易的便利。苏美尔人所建立的城邦是“农牧为主、商业为辅”的社会。从贸易的兴盛和手工产品的丰富度来看，两河流域对于农耕方式的依赖性低于其它的文明，而商业贸易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繁荣起来。“在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向西远至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亚摩利人的贸易城市马里。……汉谟拉比以其法典闻名，……其中有许多条款涉及商人之间的关系和利息，有7个条款直接涉及航运。”（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当往来的人群聚集于两河流域，不仅促进了贸易的繁荣，而且会产生很多新兴的行业和细密的劳动分工，这些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基本条件。于是，在两河流域不仅存在着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为主的大型农耕城邦，还存在一些专门从事贸易的小型自治城邦。此外，在周边的草原、山地还生活着很多游牧部落或酋邦，他们构成了该地区复杂的人文环境。种族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不仅产生了较大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内部争斗和外部入侵的机会增多。而社会财富的差异不仅制造了贸易的机会，同时也招引来了武力劫掠。因此，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的难度大大增加，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区域统一、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即使武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苏美尔城邦及其后来者仍然难以实现埃及统治者所具有的政治连续性，因为不断会出现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破坏地区的稳定。福祸相依，他们所收获的是社会结构和功能得到了进化。受到这种文明影响的西方文明在延续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活跃性，社会因此动荡不安、冲突不断，在这种对抗的环境中不断出现文明的扩张、崩塌和重建。

在中国、印度、埃及围绕大河流域建立的文明，其周围都存在一些诸如高山、沙漠、海洋等天然屏障，这些屏障阻止了外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入侵，至少也加大了入侵的难度，客观上为文明的孵化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更安全的空间。与西亚地区相比，这些文明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地带，对于当时还显得过于分散的人群来说有点“鞭长莫及”。在天然屏障或者地理位置的双重保护下，这些文明围绕着大河流域建立了结构牢固的农耕社会。农耕文化的传承性比较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干扰，这些特征使得社会进化的方式会变得保守而缓慢。这些文明都起源于人类生存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之时，迄今为止他们仍然很好地延续了当时的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这些文明经常会遭遇一些外族的入侵，入侵者大部分属于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根基粗浅，无法撼动这些文明所建立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深厚的文化基石。相反，游牧民族因为缺少文化积淀，反而被农耕文明所同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逆结构被吸收合并到另一个更大的、更稳固的不可逆结构中去了。

古埃及是一个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农业帝国，期间仅仅被喜克索斯人中断了一个多世纪，但它的制度和文化完好无损。埃及人建立的是政治、宗教并重的社会模式，它既有侵略性，也遭到它国的侵略，战争没有将它的社会模式冲垮，一直维持到它被并入罗马帝国为止。印度是一个宗教超越政治的农耕社会，虽然国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经常受到破坏，但它的宗教和文化却顽强地延续了将近4000年。它既不擅侵略，也不谙防御，所以经常被外来民族所侵占或统治。即便如此，印度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武器的威力，不断同化外来入侵者，只是它没能同化更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是它仍体现了顽固地抵抗性。中国是一个政治超越一切的国度，经济、宗教、文化都必须服从于政治，因而它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和持久力。它很少对外侵略，但具有很强的防御能力。期间被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统治过，但这些民族无一不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后，虽然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但是她的文化却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长寿的文化一定会沉淀出一些负面的东西，诸如保守、封闭、顽固、自大、缺乏朝气。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它们存在于每一个古老的文明之中，而且短期内难以扭转，因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习俗、观念已经深深烙入了每一个民族的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