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57）

二十八、国家和社会形态的本质（8）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肆意地压迫、剥削、侮辱和杀害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得全社会的食物供应存在着隐患。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造成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斯巴达人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镇压，这样就形成了斯巴达特殊的军事化政治制度。这种看似秩序井然的社会内耗非常严重，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能得到提升，国家安全和食物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斯巴达人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漠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希洛人的方式上，也表现在对公民的管理方面，他们轻视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他们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流传到后世。尊重人性意味着统治者不极端自私，对自身的行为有所克制和收敛；尊重人性也意味着在社会阶层之间建立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社会财富循环体系，减少社会内部因为利益争夺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一切违背人性的做法都是不理性的行为，它不顾人的基本生命诉求，把人当作无生命的工具进行使用。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最终因为某些资源的枯竭而导致社会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走去。

斯巴达人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耗费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只有通过军事扩张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他们的好战精神也导致他们在管理社会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由于战争所产生的财富消耗是巨大的，同时还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造成城邦内部不断发生奴隶起义。内外交困使得斯巴达人只能进一步强化军事化的统治，并通过与提洛联盟的对抗转移城邦内部的矛盾。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缓和了斯巴达城邦的压力，暂时增强了斯巴达人的统治力，但也大大损耗了城邦的实力。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基因决定了它的结构和形态，也决定了它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斯巴达社会的基因决定了它的传统，这种军事传统一直在斯巴达的社会中延续，而且没有与其它文化形式相融合。在这种偏执的文化氛围中，斯巴达人竟然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将近1000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值得传承的遗产。

希腊半岛的城邦原先以农耕和畜牧为生，但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遭到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便向海外移民，在海外建立了殖民地，同时与希腊本土开展贸易。商品贸易改变了希腊半岛的生产方式，从种植谷物转变为种植橄榄和葡萄，因为希腊的土地本来就不适宜种植小麦。这一转变将希腊的生产力提高了2-3倍，但却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很多人失去了土地以及自由。雅典的王权衰落后，政权转移到氏族贵族手中。当权的氏族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剥削和奴役贫困的氏族成员，甚至把他们卖到外邦为奴，引起普通氏族成员强烈的不满，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元前594年，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仲裁人梭伦实行改革，废除了债务奴役，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调整了公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主要受益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此后，庇西特拉图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客观上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有利于平民阶层。公元前 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梭伦改革到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逐步向奴隶主民主共和制度迈进。由于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一跃成为提洛同盟的首领。雅典成为爱琴海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市场。随着海上势力的扩张，雅典获得了大批的奴隶，奴隶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地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引发了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以及贵族与民主派、自由民的矛盾。公元前462年，伯里克利所领导的改革维护了工商业奴隶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的利益，使得占公民多数的小生产者可以享有一定保障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臻于极盛，成为左右希腊世界局势的霸主和主要文化中心。所谓的“民主时代”，是指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但是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妇女和外邦人均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真正能够享受这种民主的人只占少数。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这一时代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它实际上已变成一个帝国。“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控制整个希腊世界的雅典霸权，而斯巴达则由于其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和经常受到国内希洛人起义的威胁而停滞不前。”（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雅典城邦起源于迈锡尼文明，而迈锡尼文明受惠于米诺斯文明。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的繁荣都得益于贸易的发展，他们与当时处于繁盛时期的埃及贸易非常密切，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都成为埃及和近东商品贸易的中间人和受益者。这一贸易传统被后来的雅典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雅典的城邦文化完全不同于斯巴达所继承的农耕文化，它延续了地中海地区一千年来的以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它更加地外向、活跃、公平和自由，它与地中海世界的传统精神更为一致，并且将贸易的内涵融入到了政治生活中去。

希腊的贸易、殖民和城邦几乎同时在地中海地区扩张，城邦是殖民运动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殖民运动的结果。城邦就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制造出新的城邦，这些城邦复制着母邦的社会结构，然后再根据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结成联盟，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共同体。雅典就是不断对外发起移民运动的母邦，爱奥尼亚和埃奥利亚城邦的兴起都与之有关。对于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扩张，它是城市繁荣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化解因土地产生的内部矛盾的最佳方式。因此，雅典的社会形态确切地说是一座开放型的城市，与斯巴达封闭的农耕村落文化相比有明显的区别。雅典不仅向外移民，也有很多外来的移民，其中从事贸易的商人渐渐成为这些城邦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崛起也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雅典因为开放而更有活力，因为阶层的多样性而打破了少数人的独裁，也因为思想的活跃而失去了稳健，因为追求阶层平等而失去了社会核心的力量。斯巴达的社会显现出的则是相反的情形，它显得更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对抗性，但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显得单调、乏味和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