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62）

二十九、佛教（4）

人类是物质运动和自然进化的产物。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首先拥有了本能反应，这是人类最早进化出的自然禀赋，而本能的反应方式大都比较相似；后来，人类大脑的进化促使人产生的意识，而意识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从而造成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自然选择所导致的基因改变相对缓慢，并且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人类通过学习、思考所引发的改变则非常迅速，而且能够跨越当前的社会环境。正是这一独特性使得人类社会的进化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佛教对心灵和大脑的区分可能指的就是意识和本能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都存在于人类的行为之中，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确切地说，人的本能和意识的“衍生物”是情感和理智，只是过去的人用心灵和大脑来形象地划分。情感和理性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情感是自然地流露，是本能的反应，它没有平衡感，常常会产生放大的效果；而理性是思考的结果，它意味着平衡、客观和公正，它有助于控制人类“情绪化”的行为。因此，情感的特征是波动。在某些时候是积极的、热烈的，在另一些时候又是低迷的、消沉的。它有时会产生刺激作用，有时又会产生抑制的效果。而理智的特征是平衡，它对情感的过度表现起到制约的作用。这两种力量对人的行为构成了不同的作用方式，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

进化向来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探寻问题的解答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标准答案，或者某个简单的逻辑。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既有群体的统一特征，也有个体的独特性，一切的社会活动必须保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有的人适应群体生活，而有的人更喜欢离群索居；有的社会偏向于强调国家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有的社会更注重维护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特征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很难被轻易改变，也很难被他人复制。只要这些个人或者社会没有成为“异端”，没有因为独特性对周围的人或社会造成危害，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和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多样性本身是进化的结果，也是进化的推动因素之一。不同的人和社会之间既存在相互竞争和淘汰的可能，也存在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机会，新生事物就是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多样性而言，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缺少自我约束的个人极端行为以及盲从的集体极端行为，相比而言后者的危害性更大。个体的极端行为会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的破坏，但影响的范围有限；而集体的极端行为属于社会群体行为的自我强化和高度的统一，趋势一旦形成便难以扭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由于人类的宗教包含了非常多的情感因素，因而它所产生的效应很容易被放大，对此我们应该十分小心。人类社会既要对极端事物保持警惕，也要对新生事物给予宽容，两方面的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极端现象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自我强化的结果。当一个国家、机构或者教派诞生后不久，其内部结构变得越来越有序，权力、财富或者思想开始从分散转向了集中，它们呈现出越来越稳定的状态。在这些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它们的核心组织。随着结构的有序性越来越强，核心组织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大。如果核心组织的控制力过于强大，结构不平衡的状况就会出现。面对不稳定的局面，这些核心组织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强化控制力（采用强制性措施），以防止结构发生动荡。但是，这种方式也有负面作用，它将导致社会结构慢慢丧失活力，进化能力也随之下降。这种僵化的状态或许能保持一段时间，甚至比较长的时间，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进化停滞了，生产力下降了，创造力越来越弱，最终难以维持结构的有序状态。在一个区域内，会同时出现许多核心组织，它们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消灭对手，造成社会组织不断地兼并和分裂，从而形成一个或者多个核心的局面。在宗教的世界里，上述情形同样不断地再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古老的宗教消失了，一些新兴的宗教又产生了。各个宗教所具有的特质，如凝聚力、宽容之心、坚定的态度、良好的组织性、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等等，决定了它们未来的成长空间。如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成为人类社会的三大宗教，但是它们之间的争斗仍未结束。

佛教产生于印度的农耕社会，如今它的影响力似乎也局限于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农耕社会。而基督教是在游牧和商业社会中发展而来的，它与佛教之间有着明显的分别。佛教强调通过内心的觉悟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解脱。佛教认为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确切地说，佛教强调的是对自我命运的改变，不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慈悲、积德、忏悔的目的还是在于自我的圆满。佛教的处世态度与农耕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农耕社会相对封闭、保守，农民更关注个人的生计而不是外部世界。农民的生活通常是艰苦的，他们的忍耐力很强，但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因此，消除欲望、适应环境恰恰与农民的生存现状相吻合。佛教的组织性不强，没有建立佛教徒的专门机构，信仰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觉悟和修行。同时，农民已经从属于家族、氏族这种紧密的社会关系，很难将他们从原有的组织中独立出来，这使得佛教常常存在于世俗事务之外，仅仅对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而难以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由此看来，佛教思想便更注重对世俗环境的适应而非改造。因此，佛教虽然曾经在印度、东亚、东南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公元7世纪以后便渐渐没落了。“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因是，它未能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世俗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了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优势确保了他们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然生存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虽然基督教起初面对的也是乡村民众，但是它后来所面对的社会与农耕社会完全不同。这些社会更加商业化，而且流动性大、自由度高，民众对宗教重视程度高于他们的政治觉悟。在这样的社会中，基督教将无数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它不仅关注个人的拯救，更关注群体的发展，因为基督徒个人是不能与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只有在爱人如己中才能成全爱神的诫命。因此，基督徒的集体意识更加强烈，教会则成为将所有基督徒连接在一起的不可缺少的核心组织。基督徒相信“末日审判”，等待上帝来拯救这个世界也意味着他们改造世界的愿望更加迫切，这也造成了他们愿意为上帝献身的好战精神。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脱胎于犹太教，它们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它们的信徒都具有较强的进攻性，有着较明显的“动物性本能”。而佛教则显得更加“温顺”，较少与其它宗教发生冲突，更多地体现了人的“植物性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