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35）

二十六、国家的“性格”（10）

在战国时期，政治的混乱导致工商业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出现了煤、铁、盐、棉花等商品的民间贸易，也出现了一些大商人，甚至出现了一些商业大都市，开始使用货币（刀币、布币等）代替以物易物。“从春秋到战国……经济方面主要的是从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而转变为后代的农工商兵的自由业，遂使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钱穆《中国经济史》）秦朝的农工商并重，重视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冶炼、纺织、造船、建筑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秦朝接受的是法家思想，对工商业既有扶助，也有抑制，态度并不明确。到了汉朝，统治者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并把盐铁生意收归国有。在此之后，商业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商人阶层在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是制度造成的结果。中国从官方到平民都看不起工商业者，认为他们奸诈狡猾，囤积居奇，赚取暴利。商业文化在中国的弱势正体现了农耕文化在中国的强势。农耕社会的特点前面已经讨论过，不管对内对外它都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它强调整体的稳定和完整，而不是个体的活力和自由。它围绕着固定的土地资源将人结合成一个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从而建立以土地、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在土地和血缘关系的双重约束下，农耕社会的结构牢不可破，资源和财富在社会中流动缓慢并趋向集中。商人阶层似乎与农耕社会的模式有点格格不入，虽然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打破了围绕土地资源的财富积累方式，凭借他们的灵活性（相对于农业的稳定性）赚取了大量财富，对农耕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抢劫”。因此，商人一直处于农耕社会的底层，无法实现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从而限制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相对而言发展相当有限的产业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报偿对于将经验性技术转化为理性技术却是必须的。因此，一切都停留在精纯的经验层次上。”（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国的工商业只能活动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就像印度的迦提制度将工商业者限定在某些特定的人群中一样，极大地抑制了经济的活力，生产技术无法通过扩张实现向更高层次的进一步转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城市特征以及城市经济表现得不太显著，更像是农村经济的一种延伸、改良和补充，而不像城邦国家那样，城市是国家真正的核心。“‘城市’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故乡’，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生存在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保护，只能完全依附于拥有绝对支配权的“行会”，以换取一定程度的保护；大商人则要依附于政治势力以获得政治庇护。

构成中国农耕社会的基本组织是“氏族”，是地方的最小行政单位。氏族在内部的管理方面独立于国家行政司法管理之外，它就像行会一样对其成员起到监督和保护的作用，对每个地方的社会生活构成重大的影响。村落便是氏族的联合体，村长便是氏族的长老。每个氏族都有一个祖宗祠堂，祖先崇拜是构成氏族凝聚力的核心文化。氏族文化将“逝去的人”作为“活着的人”相互联系的纽带，而且确信逝去的祖先仍对后人会产生或好或坏影响，结果取决于后人对先人的态度。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习俗成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它们深深地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氏族所在的乡村成为绝大部分人无法切断或者割舍的情感归宿和身份来源，这就构成了中国人所谓的“乡情”。氏族是一种稳定性极高的组织形式，它为农耕社会的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它的牢固性，使得外部的力量难以介入。国家的官僚体制对此有所提防，并且与氏族组织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抗，以防止氏族力量的扩张。

农耕社会的统治者最需要的是稳定、有序，而家产官僚制、氏族组织以及儒家思想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完美组合。另外，王权与氏族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而家产官僚制则建立在非世袭的基础上，这种交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避免了亲缘关系对社会体制的固化作用。中国的社会体系既包含了维护秩序的强制性手段，同时也在观念、习俗方面也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共识。两方面相辅相成，其整体的社会效果是军事帝国所无法比拟的，也克服了宗教社会的某些弱点，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华帝国长久延续的原因所在。“与印度文明的分裂和间断相反，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文化突变不同，中国的发展史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虽然也曾有许多游牧部落侵入中国，甚至还建立了某些王朝；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和游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于政治，政治强化了社会的稳定，但削弱了其它社会因素的平衡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往往也源于政治因素，政治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而印度社会的突出特点则是强烈的宗教氛围，宗教规则主宰了社会秩序，并且妨碍了政治、经济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印度的社会问题大都是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