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们

文/林艾

1986年11月28日是我一生中最为悲痛的日子，那天下午单位开会，我坐立不安盼望会议早早结束，好把家里的箱柜重新摆放一回。大立柜放在哪儿，写字台摆在什么地方，至于领导讲了些什么，与我这个汽车司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我便匆匆忙忙相约上老同学白荣信去我家“折腾”一番。当家具物品重新摆放以后觉得更乱。人太轻快事与愿违，我便准备晚饭好与帮忙的同学喝上几盅。

一盘油炸花生米怎么是黑色的，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情，这似乎便是灾难的预兆。白荣信走了以后，我和妻子收拾完毕睡下不久，就听见了敲门声，我穿衣戴帽走了出去。来人说他们是三岔口水泥厂的，让我赶快开门有事儿跟我说，我便把他们让进家门。

他们说我父亲病得不轻，让我马上去水泥厂一趟。当时我也没往坏处想，平时父亲把一麻袋猪饲料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家，一路心不慌气不喘。上个星期我们还见过面，能有啥事呢？妻子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她让我多穿衣服，要不人家半夜三更的惊动你。

我们一行出门上了水泥厂的212吉普车，旗经委副主任张新对我说你父亲没了。我立刻问道让人打死啦？张主任说不是，突发疾病死的。我的脑袋立刻炸了，肯定是被人打死的，他一点儿病都没有，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寂静的夜晚路上没有一辆车，车灯照射前方白茫茫一片，四野更加漆黑。我不由的打了个冷颤，这可如何好！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妹妹没有出嫁，小弟还在中学读书。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就像大山压顶一样喘不过气来，我不由地哭出了声音。

在三岔口水泥厂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我父亲就像熟睡了似的躺在床上，我心中一下子消除了父亲被人打死的意念。当时父亲只有五十九岁，几乎没有一根白发。我思念亲人多少个夜晚不能安眠，望着皓月苦思冥想，不是说人有灵魂吗？哪怕父亲的影子闪烁一下，也能满足我的奢望啊！失去的生命永不回返，父子只有梦中述说衷肠，醒来泪水洒满了枕巾。

我父亲李祥山西省天镇县人，出生于上个世纪的1927年。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最为不幸，军阀混战、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天灾人祸全让他们赶上了。千千万万的人民死于战乱和贫穷，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实属幸运。

上回讲到我爷爷下世早，我父亲随着二爷爷来到了集宁城，他不到十六岁就去兴和县学徒，就是给买卖店铺当小工。由于父亲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掌柜的便让他管理账目。解放初期父亲多次在乌兰察布盟珠算比赛中名列前茅，就是学徒时期炼成的本领。

1948年国共两军为争夺集宁城大打出手，死伤无数。听我奶奶说战死的尸体几乎跟城墙一般高。傅作义部队为了补充兵源的不足，凡是弟兄两个以上的必须一人充军。作为家长的长子，我父亲便随傅作义部队进驻北平城。父亲能写会算被重用，分配师部当军需，就是管理军用物资的角色。所以，我父亲没有拿过枪，更没上过一天战场。要不早在平津战役中粉身碎骨，也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代人，享受今天的盛世太平。

至于父亲这个军需在部队什么军衔以及待遇，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想必说出担任过排长、连长或者更高的职务，一旦孩子们在外边夸口，岂不惹火烧身。我们只知道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以后，想留下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想干的发给路费和证明回家。在集宁第二次战役前，我父亲已经成家，他惦记着家中的寡母和媳妇，便拿着和平改编的证明回到了集宁城。

旧中国文盲居多，像我父亲这样小学四年级的也算是文化人，他被安排到县财粮科工作，这样说来父亲还是建国前参加的工作。可惜他没等到享受离休待遇的那一天，他是从察右前旗二轻局副局长职务下来的，完全可以居家养老。他是受察右前旗经济委员会的委托，到三岔口水泥厂帮助技术改造，一辈子都闲不住的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与我交流，只因为我太笨，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一斤猪肉三毛六，三斤二两出口成章。我却记住大数忘了小数，两眼憋成鸡蛋也蹦不出个屁来。所以，父亲不拿正眼瞅我也正常，谁家养下这样的“二百五”还不气破肚。相反母亲特别宠我，我姐比我大八岁，他下边还有一个弟弟，没过百天就命归西天。母亲生下我算卦后得出结论，我姐克兄弟。那时重男轻女特别严重，父母就把我姐送到了察右后旗二爷爷那里。所以，关于我们家族的许多故事都是听我姐讲的，我姐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妈家庭妇女没文化，在我上学前我姐就快小学毕业了，许多知识都是从她口中知道的。我姐还替我妈充当管教我们的重任，男孩十二三岁正值青春叛逆时期，与小两岁的兄弟打架就像吃饭那样频繁。有一次我妈拿量衣服的木尺打我，被我一把夺过扔在地上，我姐气愤不过拿起木尺，一抬手打在了我妈的眼角。我站在地上手舞足蹈，幸灾乐祸，让她俩摁在地上脱下裤子，把屁股打得肌无完好。人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还没等伤疤好，从外边玩回来问我妈怎么还不做饭呀？我妈气愤地说谁是你妈，滚远远的。

其实我妈标准的贤妻良母，他总把稠食让给孩子们，自己喝些剩汤剩饭。我们弟兄姊妹五个，就我爸那点儿工资，还得接济我奶奶，日子捉襟见肘。每当我爸从集宁回来，我妈就拉长了脸，说是我爸把钱都给了奶奶和叔叔们。他们经常争吵，诅咒对方的家人，激烈程度就像敌人似的。过后该干什么继续干，就跟没事儿似的，一旦话不投机继续吵。我小时候同情母亲，女人总是弱者，当我爸拿起顶门棍，我妈再不敢言声。这根木棍也是镇压我们的工具，如果我们不服管教，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老子正戳你们。我和弟弟骂我妈是叛徒，为啥总是出卖我们呀！

当我娶过媳妇以后，完全颠覆了自己的认知。我也是家中的长子，三十出头就没了父亲，与当年父亲一模一样的处境，孤儿寡母长子不管谁管。我特别理解我的父亲，他活的一点儿都不快乐。作为傅作义部队的起义人员，在“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回家老婆再给个冷脸凉脊背，想必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早就有离世的念头。这表现在挖“内人党”时期，有人给我母亲捎话，说我爸不想活了。我妈和我姐让我赶快看我爸去，告诉他不能死，他死了留下这么一大家人怎么办？

我提着装馒头等食物书包走到了旗党校院门口，看大门的拒绝入内。不让进我跳墙也要进，我爬上一棵榆树，就像打秋千一样翻到院子里，我见到父亲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妈说了，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逗得全屋人哄堂大笑。我爸悄声对我说，我承认了“内人党”，不死啦。我说那问题不更严重了，我父亲说大家都是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从父亲被关押的第一天开始，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姐和我妈往炕洞里焚烧我爸的书籍，像《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简明中国通史》等严肃作品全部付之一炬。我还亲眼目睹了造反派抄家的过程，望着满屋破絮片、旧衣物，母亲嚎啕大哭的场面不知所措。

我是1955年出生的，“文革”开始那年也就十二三岁。我姐在丰镇中学读高中（当时察右前旗中学还没设高中），除了寒暑假平时很少回来。母亲不识字，就连在工资表上写个名字都不会。我每月去旗财政局领回父亲的工资，计划着米面蔬菜、油盐酱醋的开销。那时副食品商店最好的食物就是月饼，我强咽口水也没偷吃过一个月饼。

我和母亲每天要去人委家属院对面的运输社或者银行大院挑水。母亲个头矮，生的孩子又多，落下了腰腿疼的毛病。我的个头似乎比母亲都高，与她一块儿挑水真丢人，我便要自己前往。母亲说大冬天井口全是冰，掉进井里怎么办？我说让妹妹跟着我，半桶半桶往上搅。就这样我搅水，妹妹站在井沿下边。我嘱咐她如果我掉在井里，你就大声呼喊。我真是天下最大的傻帽，如果发生危险，等人来了，早就没命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人命似乎没有现在的狗值钱。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爱好戏剧，他偶尔谈起小时候看戏爬水道进露天剧场的事情。“文革”以前，察右前旗除了民间歌剧团，还有一班以职工干部为主的业余晋剧团。我父亲唱老生，他的嗓门不怎么样，做功表演还有点儿意思。有一回父亲鹞子翻身把帽子掉了，台下哄堂大笑。父亲下台骂道，都是我“皴”的。他的技艺不行，还怨别人。

为了便于管理，后来“内人党”学习班迁到了平地泉中学。过年不让回家，整天无事可干，这些“有问题”的干部们便排练革命晋剧《红灯记》，我父亲唱李玉和、马秀琴的李铁梅、郝瑞丽扮演李奶奶、孟泉的鸠山。他们的人身都失去了自由，还有这样乐观的态度，这样身份的演员世上也少有。我没有看过“黑帮”们演的《红灯记》，不管水平高低，总算给上百名关押干部增添了些喜庆气氛，也使他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后来他们还申请回土镇为广大市民们演出，管理者说给你们点儿颜色就想开染坊呀？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想在大众面前丢人现眼呀？

“内人党”冤案平反以后，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去察右后旗我二爷爷那里探亲，这个情节在我的父亲家族中已经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1969年小弟出生，事先我大叔要抱养小弟（我二爷爷的长子，二爷爷按叔伯弟兄的岁数排名）。大婶不生养，儿子和大女儿当地抱养，小女儿是上海的，长大以后全知道自己的来历，但与大叔的亲份很浓，人不在养那一下子，拉扯最重要。孩子们从小耳闻目睹自己的成长过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我看着小弟毛绒绒小脑袋，央求妈妈不要给人。我妈含着眼泪点头答应，就这样留下了小弟。母亲的奶水不够用，我手捧着玻璃罐头瓶天天傍晚去食品公司买牛奶。当时第二小学至官村西口的庄稼地还有几座坟墓，冬天太阳落山早，每当走到此处头皮发麻。过去出门怕碰上鬼，这几天闹“冠状病毒”，出门就怕碰见人。

1969年“文革”还在进行，父亲三头两天被关押交代问题，母亲每天下午参加居委会的学习班，斗私批修与父亲划清界限。照看小弟的任务落在了我这个不上学的哥哥头上。每天下午，我按照母亲配好的牛奶喂小弟，过一会他又哭又闹，抱着不行双手垫着更不行，我厉声喊叫，小弟吓得不敢哭叫，过了一会儿又哭开了，真是急煞人也。现在想起来母亲在牛奶里加水，哪能满足小弟日益增长的胃口，他是饿着哭呢？

小弟一周岁以后，山药蛋，玉米窝头逮住什么喂什么，哪像现在的孩子补钙、维生素，粗茶淡饭也茁壮成长。我整天背着小弟联营、副食品转悠，售货员满脸疑惑，好像说你们家人都哪儿去了，让一个臭小子哄孩子？小弟数猴我数羊，他比我小十三岁。父亲的突然离世，他惊呆地没掉一滴眼泪，可以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他。他媳妇还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我觉得性格人品都不错，两人相处喜结连理。母亲晚年跟小弟一块儿生活，后来瘫痪在炕，主要靠小弟照顾，这个没有送人的儿子反而指望上了。

母亲共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过周岁夭折。母亲除了把我们养大成人，几乎每一个孙子和外甥都是一手拉扯大。一个外甥问姥姥，我妈就生我一个，姥姥怎么比兔仔下得都多。姥姥骂道“贼剐剐”乱嚼牙茬骨。她从来没用“刀砍、枪崩”等语言赌咒过任何人。上帝好像安排母亲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拉扯孩子的，前旗化肥厂幼儿园许多孩子她都护理过。遇上旧人一开口就问你妈怎么样啦？母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像天边的流星划过黑暗的夜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2008年和2010年我在天津和北京分别做了两次前列腺手术，由小弟全程陪伴护理。他特别懂得感恩，呼和浩特的姑舅亲属比较多，弟兄两个相伴出门，小弟总是事先从网上买好火车票，我给人家车票钱都不要。我楼房的装饰灯都在网上购买，小弟大包大揽，亲手安装。就是单位谁家的电视冰箱坏了，小弟都热心帮忙。他目前是察右前旗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事业家庭都不错，我也感到十分开心。

姐姐人民教员退休，七十多岁照看外甥、孙子两不误。妹妹高考落榜正好赶上察右前旗工商局招公务员，她以第二名的成绩如愿参加工作。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满洲里海关的公务员，日子过得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弟恢复高考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功课，以前旗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包钢工作，在高级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休。六十出头就像五十左右的样子，游泳、打太极拳样样精通，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显得热别年轻。

顺便再谈谈我，读者肯定心存疑问，你从小没念过几天书，不是看小弟就是做家务，怎么能写出长篇大论呢？自学！儿时父亲的看不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我计算不行，但是健谈，就是特别“里沟乱蛋”的那种人，如果一天不说话真能憋死。再加上从小就有阅读习惯，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艳阳天》、《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革命读物，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熟读。参加工作以后，尤其是去政府开小车，领导开会办事，我就坐在车里看书读报，像《读者文摘》、《小说月报》一直订阅了十几年，一个人如果多年就学习一门课程，总要有所收获。就拿使用电脑来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班，跟着单位的打字员“自学成才”。如今自己申请了《公众号》，文章的写作、修改、插图都是亲手操作。就这样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慢工出细活，肯定有所进步。

我父亲如果能活到今天，看看我这个“两眼劳聆”的笨蛋还出过书，不知有何感想。曾记得大弟考上大学，父亲满脸笑容自夸自擂，恐怕天下人不知道。他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因为业务强，处处显示自己聪明能干，弄的枪打出头鸟，“文革”期间皮肉没少受疼痛。父亲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抛头露面，显示才能，令人讨厌。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总要留下一些足迹，所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部分照片网上下载，如有不当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