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娘舅亲戚们

文 / 林艾

我姥姥家住集宁南榆树湾附近的祁家村，现集宁新区塞上江南小区。我姥爷名叫张银和，兴和张皋镇人。民国年间弟兄四人来到集宁开肉铺有了些积攒，便在集宁榆树湾南边的祁家村买了十几亩地，过上了春种秋收，吃穿无忧的日子。由于忙乎生计，三十岁出头才娶了比他小十五岁的我姥姥，这就无形中便埋下了祸根……

乌兰察布地区在集宁战役前已经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姥爷的土地不算少，划为上中农，也算是团结教育的对象，不像地富反坏右分子属于敌我矛盾。1948年国共两军又在集宁开战，这次国军沾了便宜，解放军全线撤退。国民党恢复当地的统治后，进行反攻倒算，凡是被瓜分的财产都要如数退还。榆树湾南边的祁家村离集宁六七公里，因为集宁建有火车站，所以人们就管集宁叫站上。站上遇有风吹草动，周围便跟着起哄。祁家村有几个和我姥爷一样“小财主”被农会分去了土地，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天下午，一个叫麻彪的中年汉子来到我姥爷家，鬼鬼祟祟地商量事情。要不是农会带头闹事，咱们的土地能丢失吗？我姥爷点头表示认可，咱们的土地全是省吃俭用攒下的，也不是抢来的。这些不劳而活的穷光蛋把我们的土地白白抢走了，趁着现在有人给咱们做主，今天晚上就把农会主席活埋了！我姥爷没言声，心里嘀咕这土地分的不对，但也犯不上死罪啊！麻彪临出门时说了句，半夜我们来叫你呀！

整个一下午，我姥爷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家里门外出去进来，兰花烟一锅又一锅抽上个没完没了。我姥姥觉得不对劲，就问他什么大事急成这个样子。我姥爷吞吞吐吐把麻彪他们活埋土改工作组的事情告诉了我姥姥。我姥姥说人命关天的事情咱们不干，今天这个坐天下，明天的天下还不知道是谁的呢？我姥爷说晚上麻彪要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要是不去还把我也给整戳了。我姥姥说你就假装得了滚心霍乱子，他们还能抬着你走呀？

别看我姥姥没文化，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点儿都不糊涂。晚上麻彪一行人手里拿着麻绳，肩上扛着铁锹“砰砰啪啪”地敲开了姥爷的家门。我姥爷爬上炕上龇牙咧嘴“哎呀，哎呀”地叫唤个没完没了。麻彪问我姥姥怎么啦？我姥姥说晚饭后得了攻心霍乱子，你们帮我送到站上（集宁）的医院去吧。

麻彪冷笑着说，鸡胆子，还没见血就成这个样子啦，成球不了个“大气候”！当夜里他们就把搞土改的积极分子活埋了（我把这个情节写在了长篇小说《集宁旧事》中）。解放以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凡是参与杀害共产党干部的人都被枪毙了。我姥爷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我姥姥的劝阻，自己和麻彪他们是一样的下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姥爷六十五岁那年被一场急病夺去了生命。我是1955年出生的，姥爷去世时我可能四五岁，对姥爷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他长的什么样，是否抱过我，在我的脑海里没留下任何痕迹。姥爷的去世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对姥姥和两个舅舅来说，简直等于天塌下来了。当时我姥姥才四十八岁，我大舅十六岁，二舅十四岁。他们在生产队劳动上一天，人家只给算半个工分，因为他们还没有到十八岁。但我大舅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儿，春种秋收，落在地里的汗水一点儿都不比别人少。到了秋天分粮食，颗粒饱满的归属别人，旧莜麦、瘪谷子，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山药蛋归我姥姥和舅舅他们，人家明着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大舅不服跟人家吵，没用！过后人家变本加厉地报复你。好挣的工分归别人，像挖渠，割地等苦活都是大舅的。分到手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大舅和二舅因为吃饭总吵架，他嫌他肚皮大了，他嫌他多吃了一碗，姥姥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我们家人口多，就靠父亲的那点儿收入，但我母亲尽量想法接济他们。大舅经常来我们家住上几天，我小时候长得也像模像样，大舅特别喜欢跟我玩。晚上被窝不够用，我便抢着跟大舅睡在一块儿，我靠在他宽厚的脊背上，闻着他泥土的气息，逐渐进入了梦乡。大舅在我们家住上两天就走，生产队里的营生不能拉下，再说我们家的粮食也富裕，自尊心特别强的大舅，最多不超过三天就回祁家村重复修理地球的活儿。

一个村的亲二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姥姥家存放了一瓶白酒，偷着给她男人喝了，然后再灌上一瓶凉水冒充白酒。自家的亲姐姐都这样，外边的人更把这些当成饭后茶余的笑话。在这种长期压抑和痛苦的折磨中，我的大舅疯了。他把家里的水缸、瓷盆，瓷碗砸的粉碎，如同战乱后的场景；他把被褥撕扯成碎片，棉絮像雪花般的漫天飞舞；他瞪着充满血丝眼睛，像一条猛虎高声喊叫着，怒吼着……他浑身上下一根线条也不挂，更像是一只没毛的野狼四处疯跑。饿了在田地里拔根萝卜，渴了爬在沟渠边喝口凉水。村里的人怕遭人命，主要是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便将碾坊的碾盘抬到我姥姥家中，用铁绳将我大舅拴在碾盘上。

那年我十二岁，陪伴我母亲看望大舅。大舅高声地怒骂村干部，骂我的姥姥，还有我的姨姨和我妈，他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姥姥不让我妈靠近我大舅，昨天她给大舅送饭时，一碗饭扣在了姥姥的头上，好危险出了人命。我妈只能默默地流眼泪，不敢再往前迈一步。大舅看见了我，他的眼里流露出温顺的光泽，喊着我的小名“丑小，丑小，你过来。”我壮着胆走到了他的身旁。大舅抬起哗啦啦的铁绳索系着的手摸着我的小脑袋，像一只绵羊似的安静下来。就这样大舅的水饭都由我来送，我和母亲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大舅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从这以后，我姥姥见到我大舅就像老鼠见了猫，给他递水送饭也是小心翼翼的看着人家脸色行事。后来我姥姥弄下了毛病，不管给谁递东西手都哆嗦。

神经病天冷了就会好些，每到春天特别严重。大舅不发作的时候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一旦犯病就是铁绳也难拴住他的身心。什么队干部私分粮食，欺男霸女，骂得句句是理。有人虽然怀恨在心，但也不能拿这个疯子怎么样。每当折腾半月二十天后，情绪慢慢有所好转。大舅清醒以后，看着本来一贫如洗的家连一条完好的被褥、一件完整的瓷盆都没有，似乎才明白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只有默默地掉眼泪。

我大舅一米八的个头，由于从小在田地中干活，生的虎背熊腰，四肢有力。他四方脸，宽嘴巴，如果不是眼皮有些厚，也算的上是个英俊美貌男子汉。我大舅似乎相似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健壮发达的肌肉。他更像现代拳击场上的运动员，发起疯来能砸碎任何人的脑袋。有一年秋季征兵，我大舅去公社报了名，身体检查没有问题，带兵便去祁家村政审，村干部说你们要把疯子带走吗？带兵的莫名其妙地拿出了我大舅填写的参军自愿书，这样文笔流畅，字迹工整的东西是疯子写的吗？队干部说没错就是张占义写的，他不发作比好人还正常，牲口起来比驴还牲口。要是在部队犯了病，真能把营房给炸了。带兵的只好放弃录取我的大舅。我的姥爷在世时一直把大舅供养到初中二年级，姥爷的离世使大舅丧失了读书的权利。我的二舅连续读了三个小学一年级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我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张家有本事的全没了，“二球胚”却一个比一个命长。我妈讲得一点儿都不错，不过人活得还是傻些好，要是我大舅缺心眼能给气疯了吗？

我没有参加工作以前，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谁要是生活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里，能光顾自己舒服吗？就是那些旧被子、破衣服也被我妈当做宝贝接济了舅舅们。“文革”时期造反派们抄家时，翻箱倒柜地上炕上全是旧衣服、破布片，他们骂我妈把金银财宝全倒腾走了。我妈说你们挖地三尺找呀？这是故事影片《地道战》唐司令嘴边的一句话，用到这里最合适。这伙人真的用铁锹折腾了半夜，最后只能空手而归。他们一点儿都没想到，京津战役接受改编的国民党旧军官竟然一贫如洗。

姥姥和舅舅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每当到了秋季，两个舅舅在田地里干活，姥姥迈着两只小脚，背上半麻袋葫芦、玉米等农副产品，坐着火车来到了土贵乌拉镇。好在我们家离火车站没多远，但要知道老人家步行多么不容易啊！我姥姥性格特别开朗，天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中。大舅的病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多年，姥姥说只要能吃开饭就行了。如果我们都能有姥姥那样的胸怀，肯定得不了忧郁症。现代人几乎每年都有跳楼自杀的，我就想不通，姥姥那么艰难都活过来了，你们有吃有喝的，又有什么理由匆匆忙忙离开这个世界呢？要知道人活着不能就为自己，要承担许多责任和义务，轻视生命的人将会遗臭万年。

我姥姥的原籍好像是归绥附近的，他说话总是饺子、包子的，不像我们当地人饺日、包日讲得是方言。解放前姥姥父母在集宁开了一家买卖店铺，应该是温饱无忧。但姥姥的父母是多么的不负责任，为了收受人家的那点儿娉礼，就等于把女儿卖给了大她十五岁的我姥爷做了童养媳。可以说姥姥的不幸全是她的父母造成的，后来姥姥的父亲沾染上了大烟，把家里的财产挥霍一空。解放后划定为城市平民成份，历次运动皮肉倒是没有受疼痛，但是抽吸大烟的又有几个长命百岁的，留下姥姥的母亲一个人，临咽气时连个棺材钱都没有。当时正是我大舅犯病最严重的时候，我姥姥白天到站上（集宁）操办她母亲的丧事，晚上回家侍候我大舅，她一个妇道人家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我姥姥本想用她母亲那间破土房换一口棺材，也好体面地把人下葬了。可是隔壁的房东拿出了字据，姥姥的母亲生前早就把土房抵押给了房东。我姥姥没办法，在大街上买了两口水缸，把她娘装在了里边，然后用铁丝捆住，雇了几个后生把她母亲下葬了。最后把家里的破箱柜，手拉风箱，锅笼碗筷作为辛苦的回报给了帮忙的。谁说我的姥姥傻？她这种埋葬母亲的做法前无古人，后无效仿。瓷缸口对口用铁丝捆牢，老鼠都别想钻进去，我想姥姥她娘的尸体，直到现在还保持完整，真应该感谢她的女儿才对。

我父亲去世以后，姥姥一直跟我妈一块儿生活了十多年，直到病重才送回了二舅家。我也特别孝敬我那苦难深重的姥姥，有什么好吃的先放进姥姥的口中。记得有一回我把羊尾巴包在白面里烙肉饼，这种白面羊尾烙饼外焦里嫩，再加上葱花，鲜姜、花椒面等佐料，味道还是不错的。我姥姥说这辈子死也不冤枉了，该吃得都吃过了，她们那茬人对幸福指数要求多低呀？

记得当时我已经开上了大汽车，秋天给舅舅家送糖菜丝（前旗糖厂加工的甜菜渣），还给他们拉了几车砖，把土房换成了砖房，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转。有一回我和大舅不知道去集宁办啥事儿，中午时分，我领着大舅下饭馆吃馅饼，可他怎么也不肯进去，说我们哪能去那个地方吃饭？我就不再坚持随大舅返回了祁家村。我的大舅有生以来没有吃过饭馆的一顿饭菜，那次是最好的机会，由于我的不热情没能如愿。这件事就像我的父亲病死在三岔口水泥厂，事先没有前去探望一样，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写到此刻我泪如泉涌，甚至嚎啕大哭。我哭我的姥姥，哭我的大舅，哭我的父亲，他们生长在战乱的年代，几乎还有吃过一顿大酒大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相比大舅我对姥姥可以说问心无愧，不管怎么说姥姥的晚年跟着我妈也没受多大的罪。我的大舅三十出头已经过了成家的年龄，再说谁敢跟一个疯子过日子呢？我二舅经媒人介绍从察右后旗娶回来一个媳妇，最后还把我们家那辆新飞鸽牌自行车要走了。我简直心疼死了，当时就等于把我家的“宝马”汽车给他们啦。我的父亲也真够意思，他孰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的道理。

当我二舅有了小孩以后，我的大舅别提多高兴了，又是下地劳动，又是帮着带小孩，村里人都说这个大伯比公公都强。但是好景不长，两年以后我大舅又犯病了，他像前几回一样把家里折腾的乌烟瘴气，我二舅媳妇吓的跑回了娘家。我大舅的病情好转后特别后悔，他于当夜用一条麻绳结束了生命。他的死换来了我二舅的儿孙满堂，如今他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延续着他们张家的香火，上一代人把魁梧高大的身躯遗传给了他们，也把勤劳能干，憨厚善良的基因传承给了下一代。我亲眼看见我的二表弟一边吃饭一边挖渠浇地，恐怕雨水白白流走，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以说二舅的幸福生活是大舅用生命换来的，如果大舅还是三头两天的犯病，我二舅妈能跟我二舅过下去吗？写到此处我又哭出了声音，我承认不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愿我家上一辈的事情不要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重演，更不要像我这样犹如一团稀泥软蛋，二两“猫尿”流上个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