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即将迎来立法者第一次审议。如何强化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是本次修法的热点之一。一直以来有不少网友与笔者探讨国内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热点案件，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公开发表文章、接受记者采访，或者通过会议发言，分享了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看法。这其中，既有像笔者一样呼吁互联网行业应当强化反垄断执法的学者，也有质疑或或主张延缓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学者。

在以往的公众号文章中，笔者已经分享了自己长期呼吁互联网行业必须强化反垄断执法的主张，例如：

• 2016年6月23日，《京东联姻沃尔玛背后的反垄断审查》，澎湃新闻
• 2016年9月13日，《金融业反垄断执法难，从支付宝提现收费谈起》，澎湃新闻
• 2017年3月21日，《接种了“反垄断疫苗”的互联网巨头：评腾讯1分钱中标案》，载澎湃新闻
• 2017年7月29日，《反垄断审查滴滴并购优步的七大难题（上）》、《反垄断审查滴滴并购优步的七大难题（下）》，载澎湃新闻
• 2018年07月25日，《欧盟二罚谷歌对中国的启示》，载澎湃新闻
• 2018年08月29日,《反垄断执法不应纵容互联网寡头》，载澎湃新闻
• 2018年09月20日，《反垄断大棒何时舞向风光的互联网巨头》 ，载于澎湃新闻
• 走出VIE架构困局的反垄断执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413929）
• 电影票房井喷与资本布局中的反垄断隐忧
  
• 放管服迎来新调整，反垄断执法亟需改作风（https://zhuanlan.zhihu.com/p/379049775）
• 从《诺丁山》到守望我国反垄断实践——笔者呼吁反垄断执法常态化的文章回顾（https://zhuanlan.zhihu.com/p/420816892）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一直以来在舆论关注的互联网行业反垄断争议上，国内也有部分反垄断法学者更多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大型互联网企业辩护，对启动相关反垄断调查提出了反对、质疑，或者直接主张延缓反垄断执法，抑或间接通过混淆视听、人为将问题尽可能地复杂化，为我国反垄断执法者开展公开调查制造各种障碍和阻力。

当然，不排除有学者反对互联网行业开展反垄断执法的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也客观上存在一些学者学术观点出现明显前后矛盾的现象，一如笔者在《对原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人李青“采取渐进式监管方法解决互联网平台竞争问题”的6点质疑》（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244802）提到的西南政法大学叶明教授和《再次呼吁：对腾讯收购中国音乐集团（酷狗酷我）开展反垄断调查》中提到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熊文聪副教授。笔者相信，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公众、媒体、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有自己的鉴别力。

在以往关于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多次立场明显有利于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企业。

在电商平台“二选一”问题上

笔者在《初评阿里巴巴“二选一”案……》中提到，2019年6月7日，杨茜麟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媒体《市场监管半月沙龙》中发表会议简报 《让子弹飞一会儿？互联网平台“二选一”法律适用思辨》。该简报提到：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二选一”站队等事件屡见报端。5月12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办的“互联网领域竞争法实务热点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十余家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北京市高院、市场监管总局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代表，腾讯、阿里、京东、美团等互联网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的实务界人士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会专家普遍认为，互联网行业还是应该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既要维护消费者权益，又要保护企业自主经营权、鼓励创新发展。对确定违法行为应坚决查处，对一些看不清楚和把握不准的行为，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

根据《让子弹飞一会儿？互联网平台“二选一”法律适用思辨》这篇报道提及的几位学者观点均没有主张应当及时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而是更多主张应当“慎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甚至认为这样的做法“利大于弊”，例如：

• 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
• 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
• 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曲创
• 北京大学教授薛军

当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并不止于上述几位老师。但是，能够在一个学术会议后，通过一篇报道，如此集中地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媒体上，通过多位学者的发言，传递明显更有利于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实施”二选一“行为的互联网企业的立场，无疑是极为不同寻常的。

如今，食派士、阿里巴巴、美团”二选一“行为已经先后被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违反《反垄断法》，唯品会也被认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处罚力度不足，但是无论如何，竞争执法的”子弹“没有都脱靶，只不过从违法行为发生，到最终立案调查，间隔了3年到5年不等。这期间，谁从中受益最多？谁又蒙受了巨大损失？相信舆论和历史都会给出评判。

在腾讯通过签订大量独家音乐版权授权协议排挤竞争的问题上

虽然2017年笔者就曾通过《在音乐版权独家授权上，腾讯是否“筑高墙”》呼吁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腾讯收购中国音乐集团，并对腾讯签订大量独家音乐版权授权协议可能严重影响竞争提出竞争发出警告，但是，直到2021年8月，对腾讯的相关反垄断执法处罚决定才最终作出，且仅就其未依法申报就收购中国音乐集团处罚了50万元人民币，没有拆分腾讯音乐和酷狗、酷我，至今也没有对腾讯通过签订大量独家音乐版权授权协议排挤竞争行为展开另案查处。

不过，通过《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至少外界能够看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腾讯音乐签订大量独家音乐版权授权协议排挤竞争行为的负面评价，并看到其责令腾讯音乐作出一定改正措施，尽管笔者对这些改正措施及例外的合理性持严重质疑（相关讨论参见《答知乎网友：腾讯音乐案1号的5个要点》）。

但腾讯音乐案的“这一只靴子落地”，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回顾以往有哪些学者曾经为腾讯音乐辩护，哪些学者为2020年2月有关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腾讯音乐案中止调查“鼓与呼”。对此，笔者曾经在知乎专栏【汇编：关于腾讯音乐独家版权模式的报道和分析文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83423832 曾经做过部分梳理，例如：

• 熊琦：《让听歌变得简单 | 网易腾讯之争，音乐版权到底该不该独家？》，2017-08-31
• 张芷璇：《传腾讯音乐被反垄断调查？谈音乐独家授权模式的存废之争》，2019-09-10
• 刘晓春，《数字音乐独家版权是垄断吗？》，载《财经》杂志，2019年09月16日
• 丁茂中，《竞争法专家丁茂中：包容审慎监管，推动音乐产业进一步向线上转型》，2020-02-11
• 刘晓春，《 疫情下中止数字音乐反垄断调查是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2020-02-15

以及笔者在前文提到的观点前后矛盾问题凸显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熊文聪副教授：

• 熊文聪：《在线音乐独家版权的困局与出路》，载《竞争政策研究》2018年第5期。

VS.

• 熊文聪：《适用<反垄断法>规范在线音乐市场需要秉持审慎原则》，2019年9月17日，中国市场监管报
• 熊文聪：《在线音乐反垄断调查因何中止》，2020年3月3日，财经杂志网

除了上述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柳暗花明的反垄断案件，还有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反垄断争议，例如：滴滴收购优步中国案、腾讯财付通微信支付与蚂蚁科技支付宝是否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讨论。有趣的是，在这些案件争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上述学者的身影。

在滴滴2016年收购优步中国案引发的争议上

笔者在《网约车行业反垄断调查呼声又起，以往学者对滴滴收购优步中国案观点再梳理》中提到，

• 《财新周刊》，《反垄断三合一》，2018年12月3日

黄勇认为"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不能因为它发展得大就要治它，要专业地评估其行为和影响，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过程。近年来出现的网约车等互联网
新业态，对于解决城市发展难题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情况下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还是对于新的商业模式直接及早干预，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见，用“让子弹飞一会儿”来描述拖延反垄断执法的是学者，而非记者的发明。

另外，北京大学教授盛杰民，北大法学院教授、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邓峰也对滴滴收购优步中国案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问题上

一些原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退休负责人则联名反对对腾讯、蚂蚁科技启动反垄断调查，持类似主张的还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老师。曾经发表《平台该如何分配流量？论二选一的形式和实质》，在天猫平台要求商户“二选一”问题上支持阿里巴巴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在许可老师担任主任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文章《网络支付：市场规模不等于垄断行为》（相关信息梳理参见《汇总：部分有关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在移动支付领域是否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文章》）。

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尤其是涉及腾讯通过拒绝开放API接口，屏蔽竞争对手的问题上

在工信部2021年9月提出改善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互通的行政指导之前，有不少学者为腾讯屏蔽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与腾讯及其投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应用软件辩护，或反对，或者间接不支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腾讯展开反垄断调查。例如：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韩伟：《规范平台屏蔽行为，应警惕法律适用范围扩张》

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116419537.html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刘继峰：《平台屏蔽合规与否，需先厘清权利与义务》

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116419540.html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戴龙：《互联网平台开放：应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116419543.html

对《二元阵营屏蔽： 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执法难题 (PPT) 及对3个常识性错误的批评》，笔者已经对三位学者的部分观点提出了反驳和质疑，供大家参考。

类似的，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的会议报道《反垄断监管信号明晰，专家建议厘清平台封禁行为是屏蔽竞争者还是保护产权》中，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晓晔认为，数据互操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如果允许竞争性平台之间的数据进行连续和实时的互操作，可能会影响平台收集数据的动力，产生竞争损害。

她担心，竞争者之间不受限制的互操作会导致搭便车行为。;正如同产权一样，如果可以随意地向竞争对手开放，谁还有动力进行创新和投资？在数据领域同样有这个问题。'”

尽管，在该篇报道中，其又主张：

“王晓晔举例称，并购是否真的会排除限制竞争，需要依法判定。有的时候，大平台并购并非坏事，由于平台的互联互通，也会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成本。”

上述观点是否前后矛盾，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工信部提出互联网平台企业互联互通的行政指导意见之后，陆续又有多位学者集中对此提出质疑，或者更倾向于支持腾讯的主张，呼吁暂缓开放互联互通，或者更多强调互联网互通的风险与成本，淡化互联互通带来的优势，例如：

• 韩伟：繁荣源自竞争｜E法人物，财经E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韩伟）
• 强制取消外链限制的矛与盾 ，财经E法（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峰)
• 互联网的“墙”该怎么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峰)
• 反垄断改写互联网游戏规则 专家认为：平台互联互通大势所趋但要避免一刀切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军；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许可；《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 陈永伟）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对腾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展开调查之前，上述学者的观点估计还是会有很多支持者的。笔者也乐见社会舆论和中外媒体能够围绕互联网平台企业互联互通展开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笔者以往的相关讨论也供大家参考指正：

• 《腾讯，是时候戴上反垄断法的紧箍咒了（增补版）》，2020年3月17日，载第一财经网
• 7问7答：抖音起诉腾讯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 《评论丨互联网企业应以开放心态拥抱市场竞争和个人信息保护 - 21财经》，2021年8月27日，载《21世纪经济报道》
• 《中国互联网应打破流量割据、拥抱竞争》，2021年9月28日，载第一财经
• 再谈腾讯会不会是下一个反垄断执法对象？

不过，笔者也希望借此提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信部、网信办以及正在面临《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审议的立法者，能够在采信学者观点时，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背景调查，以防止某些大型互联网企业通过媒体和知名学者营造的游说公关，影响立法、执法、司法和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