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推进共同富裕的宏观政策机制

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主任 宋林飞

　　改革创新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进一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必然会出现发展梯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1994年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对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实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弥补这些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时的财政收支缺口。30多年来，近10个省市对中央财政做出了“正贡献”，对发展相对后进的多数省市进行了财政支持。将先富起来的省市上缴的财政收入转移给后发省份，是国家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宏观机制。实践表明，这是促进各省市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

　　应继续实行与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机制。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所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第一要务，是带动内地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253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51874亿元，2021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83370亿元。今年建立了常态化的资金直达机制，是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27项转移支付整体纳入，直达资金规模超2.8万亿元，主要用于地方养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基本民生方面。

　　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促进地区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从结构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1995年为11%，2014年上升为52%，这种趋势有利于增强地区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自主权，但绩效管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使用这些资金的随意性较大，并且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截留、挪用、浪费等现象。专项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占比，2014年为38%，共有20大类105小类。中央部门对于设立专项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比较积极，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跑步钱进”比较热衷，由此带来的行政性耗费，甚至腐败弱化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用。

　　同时，一些地区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与促进当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并不完全一致。分税制实行多年，应该进行认真地总结。增一般、减专项、强监督、提绩效，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与时俱进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合理匹配的税收制度。

　　建立城市带动反哺乡村机制，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利用农村农民积累发展乡村工业、小城镇，形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经济奇迹。其中，苏锡常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就是一个缩影。现在，我国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原因在于乡村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农业综合效益偏低、农业生产市场竞争力偏低、农产品市场供需不匹配，乡村产业投资不足、乡村发展动力不足。

　　城市带动乡村发展，首先应将城市产业向乡村延伸，增加乡村产业投资，利用乡村生态、劳动力资源的现代产业，增强农业农村现代化动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发展绿色生态安全农产品生产，从“数量取胜”的低端生产方式向“品质取胜”的高端生产方式转变。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向农产品价值链高端迈进。通过高质量农产品的市场供应，满足城市居民需求，增加农民收入。

　　当年，农业生产家庭承包等改革举措，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支配与流动，创造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现在，要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创造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土地红利”。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发展农业生产与服务龙头企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创业热情，迸发内生动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促进乡村全面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把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放在重要位置，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美丽乡村、和谐乡村建设。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进一步实现普惠与公平。（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