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普希金

　　旅游大巴上，俄导思琦小姐在热情地介绍付费游程普希金村的叶卡捷琳娜宫。她瞥见我的旅游功课中有普希金资料，不无惊讶地说我是朝圣者，并趁机介绍普希金。她用俄文朗诵了普希金的爱情诗《致凯恩》，邀请我用中文朗诵了《纪念碑》。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此冉冉升起

　　皇村又名“普希金村”，是因为普希金曾在此地的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里接受西式现代教育，“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就在此处冉冉升起。

　　然而，普希金遗址似乎并不太多。走过一道拱门就进入了毗连着叶卡捷琳娜宫侧翼的皇村学校。教学楼遗址现在是普希金博物馆，其铭牌上铭刻着“1811—1817”的字样，告诉人们，诗人在此有7年的历程。馆内是两百年前普希金就读时的多个馆舍厅室。

　　皇村学校虽然诞生于专制的沙皇俄国，却是以西欧启蒙思想实施教育，把先进知识、自由思想传播给最优秀的学子。普希金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热爱真理的思想就是在皇村学校开始形成的。

　　博物馆四楼是普希金和他的28位同学寝居的学生宿舍，他们很多都是具有启蒙精神的贵族未来知识精英：普希金最要好的同学伊万·普欣后来成为了十二月党人；同学恰达耶夫几年后成了发动起义的近卫军军官，普希金后来传遍全俄的抒情诗《致恰达耶夫》就是向他致敬的；同学丘赫尔别凯后来也是参加起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金的老师们也是具有启蒙精神的自由贵族：校长马林诺夫斯基是农奴制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法语教授是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的弟弟；文学教师茹科夫斯基是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正是受到这些知识精英的熏陶和影响，普希金的价值观逐渐形成。

　　在博物馆三楼，一个仅有三排桌椅的微型阶梯课室，是普希金被传道授业解惑之处。十二岁的他已经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少年，桀骜不驯的个性令他严重偏科，普希金几年来都是坐在最差生的末排座位上。学校规定，成绩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坐首排，最差的只能坐末排。普希金并非循规蹈矩的乖学生，尽管他的文学、法语和击剑课程成绩都是优秀，但数学课他就是听不进去，成绩极差。他喜欢绘画，却不喜欢上绘画课，经常逃课，成绩也极差。几年下来他的总成绩几乎都排在末位，而他却心安理得地坐在末排写诗，鹅毛笔端源源不断地流淌着闪烁思想光芒的千古绝唱。

　　孤独地向雕像行着注目礼

　　我从普希金博物馆蹒跚而出，走过一片橡树林，一尊黝黑的普希金雕像就坐落在稀疏的草地上。诗人在长椅上侧身倚坐，身旁和脚下摆放着几束鲜花。

　　注视着这尊黝黑的雕像，我感到普希金是那样的熟悉。小时候听话剧团的姚锡娟老师给小伙伴们朗诵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姚锡娟那柔和而磁性的声音，令我记住了普希金的名字。许多年后，已是文学教书匠的我，进入了普希金的世界。除了课堂上理论性地讲授普希金，我更喜欢那些充溢着情感的普希金诗歌朗诵。一盒由著名配音演员朗诵的录音磁带风靡一时，令我爱不释手。听乔榛的《致大海》，我仿佛听到了大海这个“自由元素”不羁放纵的喧腾；听童自荣的《致恰达耶夫》，好像听到了普希金为正义而跳动的心音；听乔榛的《致凯恩》，仿佛感受到那个“纯洁之美的精灵”唤醒了囚禁中诗人的灵感……每当俄罗斯风格的配乐响起，随着那些浑厚凝重而又富于情感的朗诵喷薄而出，我立刻就萌生出一种“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感觉。（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