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一个来回

　　看来，“天堂”的一个来回，人生这三十年他应该是没有辜负的，因为，那始终不变的诚实的目标，说来也简单，无非就是“想过上好日子”罢了。

　　第一次去波兰，是在疫情之前的一个深秋。

　　因是出差，且行程里还有别的国家，所以我一反行前常态，没做什么特别的阅读与准备。上海到阿姆斯特丹，飞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极度厌恶飞行的我，捧着昏胀的脑袋，在机场接连灌了两杯咖啡，便又立刻转机，一头扎进十一月底的克拉科夫。

　　这是一个气质上被老广场和中世纪的宗教建筑群所统治的城市。踏着经年的石板路，在雾霾浓重的老城匆匆走着，曾经对安杰伊·瓦伊达有特别爱好的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旁观者，仿佛看见遭受挫败的毕尔库特（瓦伊达完成于1977年的影片《大理石人》的男主角）痛快地买醉完毕，抵押了自己的大衣和手表，在一群茨冈乐手的簇拥下，踉跄上了马车，沿着傍晚克市老城湿漉漉的街道，跋扈却又茫然地踽踽远去。

　　就是这么巧，我之后的行程，几乎是沿着毕尔库特的轨迹，从以克市为中心的小波兰省，到了临近知名而又分裂的西里西亚省，随后离开西里西亚，贴着西边，一路北上。一直到了大波兰省首府的波兹南远郊，南部沉郁的雾霾才终于被摆脱掉。迎面而来的是高纬度欧洲典型的通透晴朗的好天。湛蓝的背景下，远远近近的苹果树早已光秃，偶尔踩到没有烂净的残果，酸腐的味道直冲鼻孔，因为没有霾味儿，倒也不叫人不快。

　　东欧平原公路之旅

　　紧迫而匆忙的行程中，我几乎始终坐在客车司机旁边，着迷地望着眼前蜿蜒无尽的公路，默默告别对瓦伊达的喜爱。如果有时间，我大概会继续北上，一直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省。那样的话，我基本上就完成了另一部有那么点公路电影味道的片子《去往天堂的300英里》（300 mil do nieba）中两位小主人公的大半路程了。

　　1980年代末的波兰，混乱而激昂。当然，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这是我从各类文艺作品中所得出的结论。

　　就有这么十几岁的一对小兄弟，住在小波兰省的乡下，机灵好动。他们的父亲是位中学历史老师，却因为不同政见的立场，丢了工作。一家人失去经济来源，困顿不堪。好强勇敢的小兄弟俩决定，逃。简单而直接，逃向“西方”。

　　他们先是躲进了长途跨境大货车的底部，经历千难万险，向北穿越大半个波兰，到了波罗的海边上的关卡，随后又随着货车混上了渡船，终于逃离了祖国，来到了海对岸的“富裕而自由”的丹麦，辗转成了“发达社会”的公民。

　　影片的结尾，兄弟俩好不容易与在波兰的父母通上了电话，只听父亲严酷地对着听筒大喊：“不要回来！听到没，永远都不要回到这里来！”影片所展示的基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立场的政治正确，把波兰和欧洲的观众感动得一塌糊涂。

　　来自西里西亚省的导演说，影片的故事有确切原型。既然如此，向来喜欢追踪“然后”“后来”的我，就小小研究了一番，查到了现实中的故事。

　　原来，现实中的这对小兄弟，原本胆大得很，想要在华沙的机场偷偷钻进飞机货舱，偷渡到美洲新大陆的。谁知华沙戒备森严，他们无法得逞。兄弟俩得知波罗的海口岸有往返北欧的大货车出没，于是他们跳上火车，一路向西北，到了临近什切青的一个叫希维诺乌斯切的口岸小镇。警察叔叔发现了鬼鬼祟祟的兄弟俩，勒令他们返乡。他们却趁乱钻进某辆货车底部，忍饥受冻躲了一整天，随着它越过关卡和波罗的海，到了瑞典。

　　兄弟俩后来也的确留在了所向往的“天堂”。哥哥亚当成了生意人，弟弟克里斯托弗则进了大学，成了经济学家。只不过，弟弟十年前就已回到祖国，定居在了华沙。作为曾经话题影片的现实主人公，兄弟俩在波兰公众心中还是颇留下了点印象的。弟弟很活跃，我发现他在几次公开讲演和访谈中都提到，自己的家庭并没有电影里的异议人士色彩。至于说他们兄弟出逃，则是因为“跟小伙伴们打赌，要逃到西边去过富裕的好日子”。

　　东欧阵营解体后，抛开地缘政治立场不说，波兰算是原阵营里综合发展得较好的国家。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华沙的广播电台专访弟弟时，主持人很是想带风向来着，暗暗地要把弟弟的回归解读成为国家复兴的结果。我隔着电脑，不见其容貌，只听着这位上了年纪的主持人放开磁性满满的嗓音，颇带点沧桑的谈笑风生间，隐隐地将弟弟往新时代“爱国爱乡”的路子上引。就像《300英里》动用了高水平的民族乐队打造了令人声泪俱下的配乐一样，我想，感性的观众或是听众们，是很容易为之动容的。（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