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了解的灵寿（七十五）

百姓文化生活的变迁

文/崔金山

灵寿是个传统的农业县，自古以来老百姓过得都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真正的文化生活只属于极少数的文人墨客。但穷苦百姓也渴望文化生活，于是一些适应穷苦百姓的乡土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灵寿百姓了解历史、传承美德、接受教育的重要媒体。

灵寿固有的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广大民众在长期从事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得极其丰富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口头文学作品，即至今仍在传播的故事、传说和歌谣。这些口头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不知多少，仅上世纪八十年代收集整理成册的就有故事、传说300多篇，歌谣20多首。它们有的是灵寿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演绎，有的是赞扬农村小人物的机智，还有的是鞭挞有钱人的为富不仁，更多的是好心有好报的美好愿望。这些乡土文化，不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且成为灵寿百姓了解历史、弘扬美德、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小时候，钻在被窝里听奶奶讲“响响屁”的逗乐，躺在房顶上听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悲欢，冬天晚上在煤油灯下摘棉花上柴草时听奶奶讲“镗镗锣”的童话，不仅丰富了我幼时的想象力，而且还慢慢铸就了我的世界观，并促使我把这些民间故事传承给了自己的后代们。

灵寿历史上最受百姓喜爱的传统文化应当是戏曲。本县农村剧团始创于清初，兴盛于晚清及民国前期，已有300多年历史，全县先后有80多个村建起剧团，约占全县农村的三分之一，遍布境内平原、丘陵、山区各个地域。剧种主要有秧歌、丝弦、京昆、河北梆子等。秧歌是本县兴起最早、流布最广的一个地方剧种，因不用管弦乐器、语言通俗易懂，深受百姓喜爱。自清康熙26年万寺院村办起第一个戏班开始，便很快在本县传播，随后有清康熙39年创建的祁林院戏班，乾隆52年创建的北白石戏班，300多年一直盛传不衰，前后有近50个村办秧歌戏班。传统剧目有龙宝寺、劈华山、下南唐等100多个。丝弦也是本县较早的一个剧种，始于清光绪初，主要有北敖、车轱辘驼、祁林院、九岭等十几个戏班，常演的传统剧目有《金铃记》《长寿山》等60多个。河北梆子于清光绪23年传入本县，最早是南寺村戏班，后来是龙堂村戏班，随后传播到慈峪、北伍河、南燕川等10多个村，成为仅次于秧歌的剧种，常演剧目有《大登殿》《十五贯》等近50个。戏班多属于半职业性文艺团体，每至农闲季节，各戏班都要在本村无偿大演几天，然后应邀到外村有偿演出，有的甚至长时间去外县、外省演出，直到农忙才返回。农闲看戏也成为农民最富足的精神生活。每逢庙会、年后休闲时刻，稍微有点钱的村都要请戏班唱戏，白天晚上连续演，大人小孩围着转，甚至有些“戏迷”几十里串村追着看。“请戏”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光景稍微过得好点的人家过红事，甚至一些大户人家过白事，也要请个戏班唱几天戏，图得就是个红火人气。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唱“样板戏”，各村的文艺宣传队除了排练一些紧跟形势的小节目外，也有一些人才济济的大村排练整场样板戏，老百姓耳朵里整天灌满了样板戏，男女老少也都能哼唱几句，现代京剧风靡全县。改革开放后，村里的文艺宣传队解散了，一些传统小戏班又恢复了，庙会、红白事都要热闹几天，但看戏的却渐渐少了。

灵寿历史上另一个受百姓欢迎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说书”。鼓书在清初就已传入本县，流行于县中部一带，传统书目有杨家将、解囚车、刘公案等。琴书、评书于民国初传入本县，主要在县城、慈峪等大集流行。“说书”尽管在百姓中很受欢迎，但专业艺人很少，因为“说书”近乎于乞讨，“听书”的也都是穷人，说一次书基本没人给钱，大部分都是在正月或春荒时串村献艺，只能敛些“干粮”用于度荒糊口。“说书”讲得一般都是传奇故事，一般都是占用百姓吃饭时间或晚上分几场说，每讲到关键时刻，就要“且听下回分解”，让观众欲罢不能。“听书”对农村青少年影响很大，至今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能随口说唱几段书词。专业“说书”得不多，业余“说书”的却不少。随着“说书”在本县流行，民国后一些识文断字的农村青年，在读了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和一些《鼓书》后，就在同伴和孩子们中拆讲书里的故事，每天晚上一个小节，最后也来个“且听下回分解”，让小听众们着了魔似地盼着第二天晚上快点来临。直到我小时候，每到冬闲季节晚上，总有邻居叔叔聚到我们家，坐在炕上聚精会神地听我爹讲述《岳飞传》的每一个情节。

灵寿的传统百姓文化生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进入本世纪后，一些传统百姓文化逐步削弱，有的甚至已经消失，而随之带来的却是眼花缭乱的现代百姓文化生活。实际上，灵寿百姓文化生活的变迁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首先对传统百姓文化生活造成冲击的是电影。1931年，省民教部门电影放映队来灵寿城露天放映黑白无声电影3个晚上，20多里远的群众跑来观看，人山人海，非常热闹。1946年冬，某部队放映队到东柏山慰问放映2个晚上苏联无声电影，几十里山村的群众跑来观看。1951年，专区电影队到灵寿县城慰问放映伴声电影，群众为之惊叹。1955年，灵寿县有了第一支电影队，在县人民礼堂放映了苏联《走向集体化道路》首场电影。1958年，又在陈庄设立电影队。随后，慈峪、青同、团泊口等5个片区也有了电影队。从1971年开始，每个公社陆续有了电影放映队，看电影成为百姓的一种业余生活。我的童年，也是在看电影中度过的。每到放电影那天，孩子们搬着板凳早早来到学校操场，占据最好的中央位置，等着家人晚上观看。那时候放映的大部分是样板戏，荧幕上还在慷慨激昂地高唱，板凳上的小小子们却早已进入了梦乡，直到家人拍打着后背说“打开了，打开了”，才一激灵睁开双眼，观看最后的战斗和胜利。偶尔也有战争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看一遍不过瘾，就到别的村追着看。每晚电影散后，在放电影村向外的各个通道上，都有黑压压的一伙一伙青少年走在返村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议论电影的精彩片段。改革开放后，电影进入大发展阶段，《甜蜜的事业》《喜盈门》等一批农民喜闻乐见的电影应运而生。特别是《少林寺》，刚在灵寿电影院放映时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有的人竟连看5遍。改革开放后，随着公社电影队的解散，农村家庭放映队也曾盛行一时，但逐步被电视所取代。

第二个对传统百姓文化造成冲击的是广播。灵寿什么时候有的广播，历史没有记载。抗战时期，驻灵寿城日军应该已经开始用收音机收听广播了。灵寿百姓真正接触广播，是在解放后。1956年，灵寿有线广播站建成，县城附近农户每家发放一个小型舌簧喇叭，上边连接在电话线上，下边底线连接在插入地下的一根铁棍上，当喇叭嘶哑时，顺铁棍浇上一瓢水，喇叭里的播音立刻就清爽了起来。广播占用县内电话线路，时间为每日中午和晚上，广播内容主要是中央台新闻和县内节目，广播期间不能打电话，直到1970年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的帮助下解决了“一线两用”的矛盾。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从石家庄下放回村的五姥爷家。那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台收音机，电子管的，接交流电，拧开开关，等里面的小灯亮后，过几分钟才出声音，感到无比惊奇。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个别稍微富点的农户才开始购置直流晶体管收音机。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家有了收音机，广播节目也丰富起来，成为农民接触外部世界、学习各种知识、活跃文化生活的最重要媒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兰芳的一部评书《岳飞传》，曾让全县收音机销售猛增。每天中午12点半，县城内赶集的人们全部停止买卖，整个大街像静止了一样，坐着的、站着的全部竖起耳朵，专心倾听刘兰芳大摆龙门阵。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录音机逐步走入农户，成为青年们活跃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但随着电脑和手机的普及，收录机已基本被淘汰，能够见到的只有个别老人拿着听新闻的小收音机。

第三个对传统百姓文化生活造成冲击的是电视机。1971年，县邮电局购买了全县第1台黑白电视机。这个电视机是14吋的，在县城周边各村巡回播放。记得在我们村播放时，电视机被支在学校一个高桌上，全村人们一下子围拢了起来，我们小孩子什么也看不到，只记得收到的是北京电视台，主播是赵忠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县直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陆续开始购买，个别干部家里也有了电视机。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县直单位大部分换成了彩色电视台，城镇居民购买电视机者猛增。我真正接触到的第一部电视机，是在本村梁家。梁家有一个亲戚在北京。由于在北京购买电视机有指标限制，好像是1975年，我们村梁家就通过公社供销社购进了一台9吋电视机，放在家里等待北京的亲戚来取。期间，我们几个孩子到梁家看过一次，播放的是电影《红孩子》，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1983年秋，我们家拥有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这台12吋电视机不是买的，而是我姑父自己组装并孝敬我奶奶的。刚开始放在我家外间播放，没两天村里的人都听说了，就放在我家院子里播放。也巧了，刚有了电视机就赶上了中央电视台播放《武松》，我家院子里人多得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但没两年，电视机在灵寿迅速增加。到1985年底，全县电视机达到5000多台，其中彩色电视机450多台，电视录像厅也开始出现。县里也成立了广播电视局，县城、陈庄也建起了差转台，山里也逐步有了卫星天线，后来县里又铺设了有线，广播电视已经深深扎根于灵寿人们的生活，成为今天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世纪，电脑手机又走进百姓生活，并逐步侵蚀着电影电视的文化阵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千姿万彩扑面来”！灵寿百姓的传统文化生活确实发生了重大变迁，但细细品味现代文化内容，是不是多了些物欲横流，少了些传统百姓文化中的道德真谛？

福兮？祸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