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儿子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比起认亲，为何生活局面更难破？

郭刚堂和妻子认亲画面

蒙田说，别人有病，我也感到难受。这叫作“感同身受”，对他（她）人的苦难，自己也有切肤之痛，这便是同情心。只是绝大多数时候，别说是“感同身受”的实践，就连同情心的释出也是不那么容易。就以“郭刚堂寻子”来看，这事折腾24年，不管是对于“郭家人”而言，还是对于宏大叙事，也都可称得上“可喜可贺”。

然而当郭刚堂儿子“郭新振”（被拐的孩子）在认亲后说出“决定留在养父母那边时”，舆论上便瞬间泛起“错付苦心”的言论。言外之意，就是郭刚堂苦寻24年，也只是等来一场空悲叹，就算可以找回关系，但终究找不回生活。

不得不承认，时间可以泯灭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说郭刚堂起初是为找回孩子，那么往后那些年的“摩托岁月”，更像是在消解“失子之苦”。甚至从根本上讲，“找回失子”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孩子回到身边，而是确认孩子还活着，并且还健康的长大成人，毕竟谁都清楚，此时此刻孩子除却血缘上跟郭刚堂有联系，生活的所有秩序都是从养父母的家庭秩序中展开的。

坦白讲，“拐卖孩子”不只是夺走孩子，更多的伤害在于撕碎原生的关系，让原生家庭陷入悲苦，让孩子彻底进入“另外的人生”轨道。可在这个问题上，“郭新振”虽然直言“养父母年纪比较大，对我有养育之恩，也需要人照顾”，但是作为人生的抉择，他不免还是会有些许撕裂。

只是回到现实生活，“郭新振”真正的无奈还是生活的不可抗拒，他工作（据说是位教师，跟“郭新振”表述假期多不谋而合，这方面需要再验证）还在养父母那边，这对于一般经济条件的家庭来讲，想要彻底变动确实不易。循此可理解，这场认亲更像是“确认安好”的过程，至于生活本身，没有谁可以

不过作为郭刚堂和妻子来讲，找回儿子终归是需要的。因为24年的杳无音信，本就是致命的打击。这方面的困扰，郭刚堂和妻子在媒体面前也是全盘托出的，其中提到绝望，郭刚堂说“找到固然好，找不到总还是要生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可能“失子”超过十年之后，他（她）们就已经开始“自我消解”，至于始终未停的“摩托岁月”也只是消解的实践兑现，而《失孤》电影的艺术表达，也只是讲出冰山一角。

有必要说明的是，纵览媒体对郭刚堂各种形式的采访，很容易发现郭刚堂是个性情中人，他自己不放弃寻子，除却在治愈自己，也是在治愈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在失去孩子后，很长时间都处于很不好的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就如他自己所言“别人都说我坚强，可我回到家就不出门”（每次寻子不得回家后）。并且在谈到关于“失子家庭现状”时，也直言很多家庭彻底坠入深渊，直到家破人亡，言外之意，自己和妻子总还算还是比较“幸运”（相较而言）。

无疑，人性是脆弱的。人总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脆弱，因为坚持不懈，也是脆弱的，倘若人性真是坚不可摧，也就很难出现“抹泪的执念”，也就不会出现“要孩子不得”去拐，去偷。所以我们常说，喊叫是对脆弱的平衡，毕竟内里空虚，才会虚张声势。

另外以收买为手段的“养父母们”，在面对亲生父母时到底该不该道歉，这或许也是“寻子成功”后需要直面的问题。平心而论，不管是法理审视，还是道德审视，普遍对“第一环”的拐卖者较为严酷，而对于最后一环的接手者“养父母们”基本上不那么严苛。

这使得拐卖案中的“养父母们”很容易走向“平庸之恶”。也就是阿伦特所强调的他（她）们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思考、丧失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动机的罪行”。

也就是说，在系列“案中案”的情境里，因为统领作恶的不是自己，就会天然地认为自己不是作恶者。比较常见的辩解词是“要是我们家不收买，可能会被坏人祸害”。言外之意，自己本是作恶的环节，却还以为自己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与此同时，“养育之情”和“亲缘之情”到底该怎么掰扯，这始终是个难解的问题。要知道，在“郭新振”的问题上，他自己终归还算是“幸运儿”，起码就个人成长来讲，虽然被剥夺掉亲缘关系，但是成长的过程还算顺利（有稳定的工作）。

只是我们不妨给出假设，如果“郭新振”现在过得很差劲，他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养父母呢？平心而论，我们倒不是以“过得好”（经济状况）去衡量情感勾连，但是就以常规的认亲现实来讲，这确实也是个策动情感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认亲”本身就是个复杂的过程，所谓“找回”也只是形式关系的弥合，具体关系要想走向全面的融合，这远比宏大叙事层面给出的答案更为难解。于此而言，讲述“寻亲的故事”，《失孤》电影的实践大概也只是例外，很难将亲缘的复杂性全数厘清，但是这种透视总是需要的，起码能不同方向的告诉人们，拐卖孩子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