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直捣人性下限”，为何最好别用卑劣手段？

充分争议的“水井”

“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虽然还持续发酵着，但已经快跟“再婚生女”的追问完全“脱钩”。毕竟就具体的“杂音揣测”来讲，越来越让人不可想象。并且“舆论杂音”即便看起来是“多元开放”的，但却也总是经不起硬性推敲。

要知道，这很符合马歇尔·萨林斯就“文化即人性”的论断，也就是现实主义者总是将文化作为人之存在的原始状况，而生物性只是次要的和条件性的。可事实上，无论是林生斌，还是无差别的“负面争议人物”，他（她）们除却是“文化视角人”，也是生物性和条件性的人。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杂音揣测”只是借助“文化视角人”的标签在展开是非之论。可舆论就林生斌进行“万能魔力”的塑造时，总让人觉得有些太过“卑劣”（就质疑方式和复盘逻辑）。之所以这样强调，倒不是说舆论不可以质疑林生斌的行事，而是在涉入方式的选择上，已经进入非理性批判序列。

只是如刘再复所言：“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标”。言外之意，“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为在既定的逻辑里，如果只强调目标，而不去管手段的正当性，就意味着“直捣人性下限”的过程，会成为无差别卑鄙者的“作恶母版”。

所以回到“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中，如果舆论对“人性下限”的直捣不加以克制，所谓对林生斌的“恶象复加”就会成为“变相的赶尽杀绝”。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比照“魔化揣测”和“人性薄凉”，总让人觉得除却悲剧是真的，悲剧之外的巨大场域总是显得不够真实。

平心而论，在“事实判断”还处于魔幻之间，就敢轻率地为林生斌码下卷宗，并且还能阐释出让人触目的线索，这总让人觉得“复盘心计”比所谓“实践心计”更为令人后怕。说到底，破案是有基本要领的，然而当破案成为悬疑小说创作现场时，破案就成为愤怒的狂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负面争议人物”的复盘，总是会倾向于“万能魔力”的构建。可事实上，就算“负面争议人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心计打量，也并不是连续性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仅不存在“完美受害者”，也不存在“万能作恶者”。

所以就“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中的“杂音揣测”来讲，更多的意义在于发酵情绪，增添鬼魅。至于“直捣人性下限”，最多也只是牵强附会的存在。不过在具体的揣测逻辑上，永远都是“信者为真，不信者为假”。

虽然这话并不绝对，但在很多时候有极强的“绑架力”，尤其对于相对戏剧性的争议，更容易裹挟非理性的批判。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质疑“林生斌再婚生女”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是持朴素观念在声讨，并非是真要把林生斌怎么样。

另外就“负面争议人物”的围猎，如果只是想纯粹的惩治他（她）们，那么拿证据说话就好，要不然当肆意构陷成为核心操作后，就算“负面争议人物”最后会道歉，但同时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会被推向围猎场。

这个问题，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是比较显著的存在。就比如“人设崩塌”，“事实反转”这些词汇的形成，完全是基于当下舆论生态背景的“新概念”，毕竟要是将“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拉回到“报纸时代”，就算终究会传开，但最后的脚本顶多就是“饭桌评议”，很难形成“瞬时瞬议”的图景。

所以从根本上讲，技术确实在改变人们的舆论生活。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在“报纸时代”，最多就是感慨一下，可放在“社交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场围捕的猎手，并且很多时候不需要有很好的猎捕身手。

与此同时，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只可惜，在世俗道德的秩序下（社交时代的特征），很多人囿于惩恶扬善的逻辑里不能自拔，就好像这个世界只要有恶没有被扫净，就无法进入安放的状态。

于此出现“挖坟蹲守”，“直播跟进”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当舆论情绪发酵到极点的时候，那些字里行间的愤怒，恨不得都要变成利剑直插“负面争议人物”的心窝。坦率地讲，那些混杂在舆论洪流里的人跟“负面争议人物”可谓无冤无仇，可他（她）们为何如此愤怒呢？难道只是为纯粹的正义吗？可纯粹的正义，起码要以理性为底色才对。

因为我们深知“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甚至对于“林生斌再婚生女”这类事件，即便看起来无法容忍，但是它本身对于局外人而言却并不紧迫，所以根本无需执念“不要让他跑了”，这种看起来充满紧迫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