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杂音揣测持续进击，这事儿到底会如何收场？

保姆纵火案之后的林生斌

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断言：“客观的事实真相可能根本不存在”。在《超善恶》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并且在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一句著名的论断“没有事实，只有阐释”。

从这个层面看待“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的舆论趋向，似乎更能理解“视角主义”中“视角决定事实”的基本逻辑。要知道，从始至终舆论之于林生斌都是在“外围画像”，这使得“深情人设”和“薄情人设”的锚定，终究还是停留在盲人摸象的层面。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杂音揣测中提到的“事实真相”就一定是空穴来风，但就舆论情绪的持续进击而言，“事实真相”越是看起来坚不可摧，越是能撩拨舆论情绪，往往也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反转”。

要承认，舆论审判最擅长的就是“两极法”，不是认为“好到万人之上”，就是觉得“坏成无可比拟”。而对于庸常的存在，只因没有触发波澜的力量，就会被彻底被掩藏。可事实上，比起庸常的存在，人性复杂的底色可能才是不确定的现实。

说到底，无论是认定林生斌是“深情的”，还是认定林生斌是“薄情的”，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所以对于“人设崩塌”来讲，与其说是林生斌被戳破，不如说是“假设”被戳穿。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深扒”、“挖坟”、“考古”，其实也只是“制造真相”。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杂音的不断涌入，如果林生斌按兵不动，或是消极回应，那么作为杂音揣测将会变得更加歇斯底里。起码从进击的语词语气上会变得更加戾气十足。不得不承认，“客观真相”会随着“共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但凡进入“错性视角”，“过错方”只能是硬挺着。

不过就林生斌而言，应该从三个层面去看待他：其一，舆论视角下的林生斌，并且也分为“深情人设”和“薄情人设”；其二，生活中的林生斌，跟前妻怎么相处，跟现妻怎么相处，跟家人怎么相处；其三，林生斌作为单独的个体，他怎么处理内心的情感冲突。

就“其一”和“其二”来讲，即便不是被媒体舆论始终紧盯着，但是对于林生斌来讲，既然已经“公众人物化”，那么就不再可能过“平常人的生活”，起码就现实的媒体舆论环境，实现起来不太容易。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再婚生女”的信息释出后，会触发如此大的波澜。

而对于“其三”的看待，虽然它本身比较重要，但却往往会被人们忽视。因为从个体人的构成来讲，本就不是绝对理性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人面对家庭的悲剧，可能会突然悲伤不已，可能又会在大哭后寻找世俗的欢愉，这矛盾吗？看起来确实有些矛盾，但这却也是人间真实。

另外普世的观念里，总是强调“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但是在加缪的《局外人》里却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母亲下葬时不哭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并且对于默尔索那样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都能被妖魔化。可事实上，默尔索只是遵从内心而已，到底是谁虚伪，谁演戏真还不好评说。

之所以拿加缪《局外人》作为审视的参照，倒不是说林生斌跟默尔索同样无辜，而是作为视角的切入，我们除却要看到流言的卑鄙，更要看到流言的凶猛。只有如此，林生斌才不至于被杂音全数淹没。

不得不承认，世间就是如此吊诡，局外人往往入戏太深，而当事人想当局外人，往往却会被强行的赋予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就如默尔索在“母亲下葬时没哭”会被谴责一样，林生斌“不够深情”（世俗情理的标准）同样“难逃审判”。

与此同时，比这更坏的现实是，类似的争议事件并不存在普遍的“共同视角”，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共同的真相”。过去人们可能会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可对于“线上共同体”来讲，真相不止一个，也就是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

这使得，争议人物往往讲什么都很难服众，甚至我们会发现，争议之间都无法有理性的沟通。而最为好的结局是，争议人物退出“公共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网”。因为对于线上的舆论审视来讲，人们的博弈空间就是键盘之间，所以最终也会以键盘之间作为终结。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个人的视角不是天生固定的，而是自身经历中形成的。但较为残酷的事实是，改变视角绝非易事，它本身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甚至讲得更为直接一些，争议事件，争议人物，往往也只是幻象，毕竟任何人再怎么入戏，也不会成为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