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94）

三十五、希腊化时代（6）

斯多葛学派认为，“上帝是万物之父，是完善和神圣的存在者，他具有预知能力和意志，爱护人类、仁慈、关心万物、惩恶扬善。……斯多葛学派将意志和远见赋予上帝，又将上帝等同于必然法则。……所有事物都是完全被决定的，甚至包括人的意志；宇宙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因果链，在这一因果链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所有事物都必然是第一原因或推动者的结果。……世界的法则或者理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性依赖于上帝的意志，……任何产生于原始物质的事物都与上帝的意志相符。”（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斯多葛学派的泛神论成为以后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他们以上帝为出发点演绎出一切，将道德解释为对神意的顺从。上帝与人同为有生命的物质，世界是他的身体，世界秩序和法则是他的意志。“他们设想宇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理智体系，一个美好的、秩序良好的整体，在其中每一部分发挥着与这一整体相关的功能，所有事物都为了共同的善而运转。对它们来说，宇宙是一个有着支配性目的的和谐统一体。……人类应当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世界意志，服从宇宙的法则，明白他在更大的秩序中的位置，努力有意识、有理性和自愿地去做他作为宇宙一部分而应当做的事情。”（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当一个人的行动符合理性，他就是自由的。拥有智慧的人想要做的事情和理性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个人的善和宇宙的善是一致的。随着理性的发展，人们开始将自己的理智本性作为真正的自我，并在理智的完善和促进中得到满足。理性要求我们将普遍的福利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理性需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履行真正的使命，保全真正的自我。在解释恶的存在时，斯多葛学派不得不将恶视为实现善的手段。没有善的对立面，就不可能有善，善在同恶的抗争中会变得强大。“快乐和幸福并不是绝对的善，两者都是由行动引起，但都不是目的。……它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用其来做什么，取决于对我们的品格的影响，它们自身没有任何善恶可言。只有美德具有内在价值，只有美德能够使人们真正幸福。一个真正有美德的行为是一个有意识的实现更高目的的行为，人们在实行这样的行为时对于道德原则具有自觉的知识。”（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

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属于宗教与哲学的结合，他们希望从神秘的宇宙得到启示，从而找到人类的行动指引。由于缺少对宇宙的客观认识，他们只能设想上帝是一切事物的主宰，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是善，美德、理性则是善的表现。人类在理性上的无知和情感上的需求是宗教产生的重要原因。当人类面对看似平静的宇宙时，就会想象在此背后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主宰着世界，是上帝设计和构建了一个秩序良好的宇宙。人类在观测宇宙时常常会产生一种表面上的错觉，因为在不借助任何仪器的情况下人类难以观察到宇宙的显著变化，因而会觉得宇宙是宁静而和谐的。由于在不同规模和级别的不可逆结构中物质结构的进化速度差异巨大，从宇宙到地球再到人类社会，“时间的流逝”存在指数级别的差异。人类如果仅仅凭借知觉来感受客观事实的变化，是难以理解和想象其中的奥妙所在。当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却发现它的变化是如此地激烈，在人的一生中各种社会现象都展现在他们眼前。“善”与“恶”的对抗导致事物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变化带来的不仅是成长，还有可能是衰败，因而人们对变化心生恐惧，对静止则青睐有加。在面对不同的时空结构时，哲学家们感受到强烈的反差，也产生了很大的困惑。于是，他们将从宇宙现象中得到的感受和认知借鉴到人类社会中来，希望以此为人类社会带来美好的指引。好比一些哲人推崇远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希望将它们移植到近代社会中，以化解当前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当然，他们这种做法一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不想面对现实的矛盾和困难，只是一厢情愿地寻找自认为的理想模式。斯多葛学派重视整体甚于个人，强调为了整体的利益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从大的角度看可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必须给不同的观点留有余地，任何看似好的事情一旦过度就会向坏的方面转化。个人对自我行为的主动约束能够使得个体与整体之间形成一种更和谐的关系，这是斯多葛学派的思想精华，但是完全依靠人的主动性约束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不可靠的。斯多葛学派把恶作为善的对立面，并认为社会将自动向善转变是缺少逻辑的。他们只有求助于美德的帮助，把美德而不是快乐作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与上帝意志相符”的社会。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是它的幼年时期。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的宗教和神话，他们根据自己的直观和感知，以人类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因此，最初的希腊哲学家都具有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在阶级偏见、宗教影响和认识的片面性中发展起来的，以后西方各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发展起来的。由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发展起来的原子论学说不但是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开端，而且成为近代科学的先导。以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辩证法思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哲学思想，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论调，但其中也包含的理性主义成份，在以后西方哲学、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直到今天，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仍旧是许多学者不断投身研究的课题。

在哲学与宗教的争论中，哲学并没有能真正深入人心。哲学代表了理性的思考，它是少数人的追求；宗教则出于本能上情感的需要，它是大众的精神寄托。希腊哲学在描绘自然和人的状态时，没有能走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但是并没有出现与之呼应的实践氛围。希腊哲学受制于当时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也没有什么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思辨，但是单纯的思辨往往容易脱离客观实际。哲学在追求一种纯粹和崇高的理性目标时，却忽视了人性和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所以它只是在狭小的人群中寻求发展；相反，宗教并不在意自然界的真相，而是迎合人的精神诉求，因而能在社会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当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了恐惧、刺激以及伤害时，宗教缓解了人的焦虑，抚平了心灵的伤口；当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宗教仍然用宽容和爱对人类所犯的错误给予拯救和弥补。如今，哲学与宗教的对抗并不显著，但仍然无法很好地调和。哲学缺少对人的精神的抚慰，宗教缺少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理解，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客观世界与人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即哲学和宗教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原则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概念，就像物理学努力构建的“统一场论”那样，哲学与宗教的纷争就会逐渐平息。

希腊人把哲学献给东方，东方人把宗教献给希腊。由于哲学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宗教是多数人的安慰物，所以宗教获得了胜利。在信与不信、神秘主义与自然主义、宗教与科学周期性交替的历史中，宗教再度得势，因为宗教承认人类的孤独与无助，且能给予灵感与诗意。一个前途幻灭、遭受剥削、为战争所苦的世界，乐于重新信仰及抱持希望。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