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75）

三十三、诸子百家（2）

墨子——利他主义者

如果人们没有培养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情，那么爱家或爱国只会褪变为集体自我中心主义。

——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

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它拒绝权威，反对传统，于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就有了“非儒即墨”的说法。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几大主张。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其中最适合的方案。墨子主张兼爱，认为兼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兼爱建立在强烈的公平和正义感，以及毫无例外地对所有人不偏不倚的关怀基础上。墨子坚信，这点对于和平和安全不可或缺的。”（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他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绝大多数国家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墨子认为，国君必须挑选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他要求君主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墨子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对礼仪、音乐、文学鲜有兴趣，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墨子具有实用主义的礼制观。统治者毫无节制地在礼仪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礼并未提升人的灵魂。仪式主义者只是躲避当时的问题，谈论神秘晦涩的典仪以寻求慰藉，却放弃了一切救世的希望。”（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墨子极其反对音乐，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主张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家更加看重行善而非有善。……墨家并不赞同缓慢的自我修养过程，而是希望将他们的实用技能、逻辑方法和意志力服务于社会。……一种行为，只有它能够富足穷人、防止不必要的死亡、增加人口、增进公共秩序，才可称得上是道德行为。”“在战国时期，与孔子比较而言，墨子受到更为广泛的尊崇，原因是他直接指向了当时的恐怖与暴力。”（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然而，墨子的空想哲学却未获得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这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墨子的思想虽然包含了功利和实用的成分，但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虽是贵族后裔，但出身农民。他提出了以“平等的爱”来消除社会矛盾的思想，这个主张具有明显的立场和倾向性，与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等级观念有着尖锐的矛盾。他的主张大都在为社会底层呐喊，更多地考虑了弱者的利益。虽然墨子出生入死，他希望的平等、博爱、和平的社会也未能实现。如果一个主张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即使它的内容独树一帜，也一定存在某些缺陷。墨子的立场过度偏向社会弱势群体一边，很显然难以被主导社会的统治者所接受，弱势的社会阶层也难以用武力扭转局势。平等、博爱的做法只适合少数人去选择，并不适用于全体社会。人的生存本能是“自私”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让一个人爱其他人像爱自己和家人一般，是不现实的；让一个社会消除等级制度，完全均等化，也是纯粹的理想；消除人类的战争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社会理想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和率直的性情是远远不够的，其间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还要敢于尝试，因为实现理想的路径迂回曲折，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虽然我们可以预先规划一个理想，但实现的过程却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采取“纸上谈兵”、“直捣黄龙”的做法去实现理想，大都会碰得头破血流。

墨子对待人性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他与孔子一样，认为人是可以教化的。但是，人天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欲望，他们并不会简单地顺从教化，而更愿意顺从自己的本能，因为人类的进化从来都是以生存为导向的。我们不必用“善”或“恶”给人类钉上一个标签，人性通常随着环境的改变表现出不同的偏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中，人性中的“善”一面会更多地表现出来；相反，在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性中“恶”就会到处泛滥。墨子建立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他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平等、博爱并没有占据人性的核心位置。平等、博爱只能停留在我们的意识中，而不能成为现实社会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孔子则显得更切合实际。想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系，不能理想化，不能走极端。虽然“乌托邦”很单纯，很美好，也很吸引人，但不切合实际。现实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我们必须接受它“善”与“恶”的两面性，而且要防止它向任何一面过度倾斜，因为任何极端的现象都是不恰当的。

对于“天命”的问题，孔子用顺从的态度来应对，而墨子采取的方式是抗争。对于他们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从科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先天特质和后天努力都有关联，先天特质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且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后天努力涉及到人为因素，但努力的程度与人的意志力、专注力、忍耐力等非智力因素相关联，这些因素仍然与先天特质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承受巨大压力时，人们时常会爆发出超越正常状态的潜能，这时人的能动性在短时间内会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方面与人类进化的原理是相似的。每个人身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一种外在的制约。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跨越现有的生存环境，他就一直会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个环境便成为他“天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具有足够的能力，他就有可能产生像“量子跃迁”一样的跳跃，从社会底层跨越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去，那么新的生存环境就成为他的“天命”。人的“天命”与后天努力是每个人成长道路上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特质的人来说强弱表现有差异。从宏观角度看，社会环境对大多数人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重要的。换句话说，人的生存空间不断会受到外界环境的挤压，只有凭借个人或者组织的力量才能与外界环境相抗争。对个人如此，对社会也是一样。因此，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的发展，都要看到客观规律所产生的制约，不能盲目地跟随欲望乱闯乱撞。只有在理想与现实、谨慎与乐观、兼爱与理性、矛盾与和谐之间做到很好地平衡，才能找到一条长久的生存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