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98）

三十六、罗马帝国（2）

在这延续千年的历史中，罗马从最初意大利中部的小小城邦，继而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并最终建立了雄跨欧、亚、非的伟大帝国，创造了一个传奇的历史。它所依靠的不仅仅是骁勇善战的罗马将士，古罗马的政治制度也功不可没，它是罗马人拥有的独特优势。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评价道：“罗马政府是个集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成分于一体的奇特混合物。”“有统一而没有变为单调一律，这似乎就是说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特点的方式。各城市在罗马和皇帝的庇护下形成联盟，联盟又使每个城市享有真正的自治，从罗马和平中得到好处，而不附加无法忍受的控制。”（许海山《欧洲历史》）罗马因为卷入了长达百年的内战，从而导致帝国元首奥古斯都出于防范战火重燃，建立了集权的军事独裁。同时，对辽阔版图的控制已是共和体制力所不及的，迫切需要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于是，罗马的政体转变为了军事独裁的君主制。罗马帝国的君主制分为两种，前期实行“普林斯制”，后期实行“多米那特制”。普林斯制是从共和制向君主的过渡阶段，它以共和制之名，行君主制之实。普林斯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君主的个人权力，使元首能有效控制内战初定而又疆域广阔的罗马帝国。事实证明这样的政体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了罗马帝国两百多年的和平，为帝国前期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帝国境内的各个行省逐渐罗马化。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局势再度混乱，迫使军事专制不断加强，帝国的政体从普林斯制转变为多米那特制。后期的罗马帝国政体终于除去了表面共和制的伪装，实现了公开的君主专制。国王宣扬君权神授，其命令有法律效力，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并且采用东方的君臣之礼，所有官员都必须效忠国王。国王不但采用分封同姓王的方法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还利用基督教巩固统治。从军事民主制到共和制，再到君主制，罗马的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为罗马帝国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反观一水之隔的希腊，虽然希腊人把城邦文明发展到了极致，可崇尚自由的希腊却一直没能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有灿烂的文化，却没有强大的国家。罗马如果一直局限于城邦社会的共和政体，也无法成为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

罗马的经济类似希腊，工商业较农业发达。在帝国时期，由于对外征战，获得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流入罗马，大批地投入劳动生产，促进了奴隶经济的繁荣，但他们对自由民经济构成了竞争。随着奴隶劳动规模的扩大，奴隶经济成为了社会的基础，罗马的大地主建立了大规模的庄园，奴隶在工业生产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奴隶之所以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一是由于奴隶的来源源源不断，二是由于使用奴隶劳动比使用自由民劳动更为有利可图，因为奴隶可以不停地被驱使去劳动，价格又便宜，而且他们不用服军役。“因此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暴发阶级。那些暴发户急欲积聚更多的地产，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份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公元前2世纪时的意大利，为新兴地主所有、由奴隶们集体耕种的大庄园不断增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奴隶经济具有极大的竞争性，严重地排斥着小农经济。我们所看到的罗马的繁荣，实为奴隶经济的繁荣，小农经济由于无法与之竞争，许多地主和自耕农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放弃了农场，他们抵押了土地到城市里寻求发展，或者流落在城市中做城市的“流氓无产者”。农民破产，农业开始衰败，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了。当罗马的征战结束了，奴隶的来源不再持续，奴隶的价格开始上涨，而且奴隶表现得更加不积极。罗马的扩张是与搜刮财富同步的，现在扩张停止了，金钱则开始不断地向外流出。帝国的产品市场萎缩了，奴隶制经济不再有利可图了，而农业的基础又遭到了破坏，帝国便自然地衰落下去。“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两者互为因果。”（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三卷《恺撒与基督》）帝国统治者此时想挽救它的农业，将大土地分成小块让农民去耕作，不许他们流动，希望能稳定收成和税收。工业方面也一样，将劳工们“冻结”在工作上，未经同意不得自由转业。“‘隶农’在理论上属于自由人，但是附属于土地，越来越像是奴隶。穷苦人对于国家施行的繁琐干涉，正式确立的对他们不利的社会，他们有时便以逃亡和抢劫来回击。”（许海山《欧洲历史》）在结束混乱局面的同时，罗马建立了一个费用庞大的官僚体系，税金高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此时国家的稳定高于个人的自由，政治制度变成了君主专制。“君主崇拜的传统当时已从埃及传到了整个希腊化的东方，而且它正传到罗马，进入了每个东方的奴隶和移民的头脑里。神皇的观念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渐渐支配了整个罗马化的世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史纲》）公元3世纪后，日益减少的税收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开支让罗马人难以承受，罗马的政治、经济转入了危机阶段，文化也逐渐衰落，罗马的文明开始没落，周边的野蛮人开始兴起，罗马人的角色从进攻变为了防守。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地主们纷纷逃往自己的农庄，防御外来的入侵。那里既有农业，也有手工业，自给自足、物物交换又开始流行起来，一些隶农或自由民为了躲避税收也跟随而来，这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堡文化以及后来的封建体制。

东西罗马的分裂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力已经瓦解，西罗马的灭亡意味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连接起来的社会体系已经终结。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延续一方面得益于小亚细亚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则借鉴了东方的专制政策，其政治和经济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与罗马原有的文化已经相去甚远。罗马帝国覆灭后，各日耳曼王国纷纷崛起，欧洲社会失去了最有统治力的政治核心，因而前途变得晦暗不明。虽然政治的分裂和宗教派系的冲突实际上也为未来新兴国家的诞生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但是新秩序的形成仍然是漫长而艰难的，欧洲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不会很快到来，它需要时间慢慢地酝酿。

“日耳曼诸王曾长期为帝国效力，最后却将它摧垮，但是又不停地仰慕它，他们加速了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之间缓慢的相互渗透进程，这一进程给欧洲带来崭新的面貌。”

——许海山《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