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然原理（4）

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质疑（3）

借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来描述经济学的现状：“简单的学科，精通者却寥寥无几！”他在《纪念马歇尔》一书中写道：“要成为经济学大师，必须罕见地同时拥有数种才能，即将多种很少见于同一人身上的才能集于一身。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思考问题时以一般来解读具体，在思想之火花中火光中抽象和具体并举。他在研究现状时必须以史为鉴但又着眼于未来。人类的一切习性和制度都是他关注的对象。他必须既目标明确同时又保持客观公正；像艺术家那样超然于世俗之上，但有时也像政客一样深入生活实际。”虽然凯恩斯意识到了经济学研究的艰巨性，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并没有敢于迈入这片“原始森林”去探险，他迎合现世的能力也成就了他的名声。经济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不能将它视为数学的领地，它既包含了自然科学独立的理论计算，也包含了人类社会各部分相互之间有机的关联，同时还包括社会行为的不确定性、不规则性。因此，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是经济体内部的逻辑关联，这个难题无法在经济体内部获得独立的解决，而是需要考虑经济体的结构以及经济体外部的环境，对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正确认识才能引导出相互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物理学和化学这种无机性科学因为是研究孤立的现象之间的规律的，所以是解析性的科学。与之相反，在生物学上如果人们不研究生命体的全貌，就无法对某一器官或某种功能做出解释。某一特定的生物现象只有在与整个机体相比之下才有自己的意义并得出解释。”（雷蒙·阿隆《社会学的主要思潮》）经济学显然不是孤立的学科，它离不开人类学、社会学，也离不开政治和文化。当前的数学工具所能起到的作用是解决经济体要素之间局部的或暂时的关联问题，而不是整体趋势变化的问题。也许以后通过人工智能的高速运算能够提供一些趋势变化的线索，但目前我们仍无法解决相关的问题。

经济学家凡勃仑超前地意识到了正统理论的问题所在，但他在抛弃的同时没有找到很好的替代品。“他声称正统理论在方法上是原子论的，试图从对经济体组成部分即家庭与厂商的初始分析开始，继续下去从而在整体上了解经济体。但是，整体与部分的总和并不相同；……一种适当的方法应当始于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层面。……我们不能通过使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他活动相孤立的方法，来了解所谓的经济体。……经济学必须使用一种演进的方法，抛弃有关自然均衡或正常均衡的目的论概念；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哈里·兰德雷斯/大卫·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社会学家孔德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经济行为是嵌于更大的社会环境和人类更加复杂的动机系统中，所以在展开充分的经济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一般的社会科学。”（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凡勃仑希望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一点启示，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罗斯托也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一个进程不可逆的生物学理论，而不是一个新牛顿主义的均衡观。这个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偶尔被少数具有批判精神的经济学者所提及，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些创新性思想因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与世俗流行的思想相抗衡，因而无法在理论界获得更显著的位置，同时也阻碍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研究中来。经济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似乎也会考虑“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挑战一个全新的领域所冒的风险极大，很可能会一无所获；而顺应潮流的事情相对比较轻松，会获得“锦上添花”的效果。这与金融投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处——上涨时买入，下跌时卖出。

“马歇尔的时代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平心而论，我们一点也没有靠近孔德关于一般社会科学的构想。各个学科之间反倒是越来越专，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比起那时，彼此之间的距离实际上也许来得更远。……我觉得应该把问题全方位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学科来考虑，并围绕着问题本身阐发各种相关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来自哪个学科分支，只要它们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便成。……对人类与社会中非经济力量作用的洞察与把握，将永远是珍贵的社会科学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正是在这一广阔的传统中，进一步的努力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丰硕的果实。”（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可以说，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已经到了应该作出重要选择的时刻，这个选择需要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新的认识基础之上。新的认识意味着新的认知逻辑，它会带来知识的爆发，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和互动，开拓出一片新的思想空间。

我们在探讨新的学术问题时，千万不能演变为激烈的争吵，而是要本着对知识的尊重，降低“自我”在其中占据的位置。用高尚的眼光来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其次才是自我实现，但人性的弱点难免将其引向世俗的泥潭。正如奥地利人门格尔与德国人施穆勒之间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为一场相互的攻击，而丢掉了应有的学术精神。“从某种观点看，这场争论可以看做是经济文献的纯粹死胡同，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发展的有害物，因为有才能和心智的人把他们的时间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争论上了。”（哈里·兰德雷斯/大卫·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适度的争论是有益的，但是争论不能把我们引向偏执。通常情况下，大多数观点或研究成果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反映了事物的某些特征，并不全面。即使这些观点无法与其它观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也不应该完全排斥异己的观点，而是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的缺陷。我们都应该知晓一些历史的教训，如宗教思想的传播经常出现不和谐的局面，某些教义的分歧所引发的争执带来的不仅仅是语言的攻击，而是毁灭性的战争。我们不得不由此推断，思想的冲突仅仅是表面问题，在其背后还掺杂了人性的自私自利。因此，我们在探讨学术问题时要坚决地摒弃这些追逐私利的恶习，不管这些自利行为体现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恰当的。客观、公正、坚持真理是学者身上应该保留的品德和学术精神。

经济学理论同样需要站在普适的角度建立它的逻辑框架，寻找对所有的人或社会都适用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家往往会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当经济形势对本国有利时，就编纂出一套支持本国经济行为的理论，希望将利益最大化；当经济形势对本国不利时，就会找到另一套理论予以反驳，目的是为了阻碍别国的发展。或者，他们为了解决眼前某一现实问题而提出一种暂时的理论或解决方案，但这些观点显然是偏狭的、急功近利的。他们对知识的态度与内心的欲望混杂在一起，使得他们没有勇气去寻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带有某些立场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反映了某一时期或某一经济体的局部特征，它们并不具有普适性，因而总是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受到挑战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也是经济学被认为是缺少科学性的原因之一。经济学理论应该是对经济现象全面的解释、概括和抽象，它建立在所有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经济学理论应该对所有的经济现象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逻辑应该是一致的、严密的，它不应当有目的地将某些经济现象或行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貌似合理的”事实，而将一些不规则的经济现象或行为视为“不合常规的”，需要予以修正。经济学理论只有接受所有事实的挑战，将所有事实纳入到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之下，它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