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220）

四十、轴心文明的内涵（3）

与希腊的情况相似，印度的轴心时代揭示了当时印度社会政治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转变的现实。自从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定居以后，他们便从部落形态转变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形态。各个部落开始演变为一个个小王国，领土的概念高于了血缘关系，军事技能胜过了宗教信仰。大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武力兼并小国，使得原先以宗教、种族、血缘为核心的部落组织渐渐衰落，或者转变为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国家组织。国家的出现伴随着城市化的兴起，也刺激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这些变化造成了社会财富的转移，过去处于中低阶层的人因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而获益。“新兴城市不再要求人们尊奉传统，而是鼓励个人进取和创新精神。……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部族或村社的身份认同。”（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这些新的变化使得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种姓制度变得不太被认同了。婆罗门出于统治的需要，只有通过加强种姓制度的实施来增强宗教的控制力，但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反而人为地造成了制度的僵化。面对令人压抑和怀疑的制度和信仰，许多人开始感到痛苦和迷茫。对于印度人来说，寻找出路的方式通常不是武力对抗，而是希望在精神上找到自由和解脱。于是，一些智者开始脱离古老宗教仪式的约束，探究人的精神和本性，寻找内心超越现实的自我。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吠陀的宗教仪式，开始转向“瑜伽修行”。他们力图实现精神的超越，为了能够达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欢愉和平静的状态。他们所形成的思想方法引导着印度民众寻找一条摆脱痛苦、获得精神解脱之路。

关于自我的知识是一种极乐，即‘入迷状态’的体验。这种知识超越了概念的范畴，并不依赖于逻辑推理。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内心之光明’的意识，是绝对的直觉感知，超越任何平常的喜悦。”“如果要从这种生生死死的无尽循环（轮回）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掌握关于自我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知识，因为这会使他从对此世转瞬即逝之物的欲望中解放出来。然而，摆脱欲望和情感是极为困难的。……一部分圣人确信，获得这种教人解脱的知识的最好方式是成为一名隐修者，放弃世间所得，通过苦行生活消除欲望。

——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

公元前8000年伊始，华夏先人在黄河流域分别建立了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华夏”作为古汉族的称呼，也作为中国的代称。相传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著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炎、黄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民族”，即为“炎黄子孙”。在“三皇五帝”之后，于公元前2070年，华夏民族在黄河中下游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朝。夏朝属于农畜混合型社会，一些部落专门从事耕种，还有一些部落专门从事畜牧。此时，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开始逐渐瓦解，私有制和奴隶制开始出现。但是，氏族制度和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中长时间地保留着。到了商朝，随着官僚机构、军队规模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以王室为中心的氏族封建世袭制度。商朝在青铜器（礼器、兵器、杂器）制造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它能够维持一个完善的官僚体系和一支强大的军队。周朝时期，封建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从夏、商延续下来的井田制、宗法制与封分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礼乐等宗教仪式来维护宗法制度以及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礼实际上也是贵族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的一种文化工具。周朝的分封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所分封的贵族率领农民进驻占领的区域后，建立一个军事据点，然后划分土地的归属。受封的世族的身份并不是天子所能决定，而由世袭决定的。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经过一代一代的延续，各诸侯与王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开始疏远。加上各诸侯的势力在增强，到了东周，周王室的权威形同虚设，诸侯大都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破坏了原有的旧秩序，促进了社会的统一、融合和变革的步伐。新的社会势力正在崛起，一些出身平民的人因致富成为了新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另外一些被称为“士”的边缘贵族是一些出身良好、精通文献与传统、但没有世袭爵位的“知识分子”，他们充当说客或者官僚，通过自己的学识思想和行为影响着统治者，从而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反，世袭贵族阶层因维持现状、不思进取而成为社会变革的障碍。

战国时代，封建君权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各诸侯国都乘机加紧了扩张的步伐，以建立地区的霸权。礼乐制度的崩坏意味着旧的社会制度失去了约束力，并趋向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只有依靠新的权力核心、新的制度以及新的思想才能实现。在此形势下，魏国率先建立了王权制度以及官僚体制，拥有了常备军，实行了新的刑法和土地制度，凭借这些优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并刺激了其它国家的变革。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前列，各诸侯国都竞相效仿新的制度，并将常备军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此农民开始成为战斗的主力军。因此，强权政治成为战国时代的重要特征，军队成为最有话语权的工具，而军备竞赛成为统治者竞相效仿的模式。“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明白经济实力才是成功的关键。胜利将属于那个拥有最大的疆域、最强的人力、最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多粮食储备的统治者。”（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在如此刀光剑影的对抗氛围中，儒家学者恢复礼乐制度、重建封建秩序的理想自然没有立锥之地。此外，王权制度下的官僚选拔不是世袭的，而是对社会所有阶层开放，这就打破了原有社会阶层的划分。在军事、法律、行政方面挑选专业的管理人员治理国家成为各国获取竞争力的法宝，而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这意味着权力开始集中到君主的手里，君主之下便无贵贱之分。“到孔子时代，政府、权力开始兴起。强势士大夫开始具有权利意识，并开始构建一个依靠官僚、刑律、军队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姚中秋《国史纲目》）战国时期制铁技术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水平，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铁质工具帮助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诸侯国开发了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使它们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发动战争，楚国、秦国就是这种冉冉升起的新贵。君主为了获得战争的经费，鼓励发展商业贸易，从而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商人阶层。商人们的成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统治者更乐于接受商人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从而将国家治理推向了功利主义的道路。“人们越来越确信，假如从战国时期的混乱中确实能够出现一个新帝国的话，它不可能是像尧、舜时期那样的古老帝国，甚至也不是周朝早期那样的帝国。”（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这种思潮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