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216）

三十九、横贯东西的四大帝国（4）

当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形成以后，国家内部便开始进入有序化运行的状态，而有序化的标志则是在其内部出现有层次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意味着物质财富的流动开始形成一种趋势，也就是从社会边缘向中心聚集。当国家形态稳定以后，它们必然会寻求对外扩张的机会。每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空白地带变得越来越少。虽然拥挤增加了冲突的可能，但同时也增加了贸易的机会。商品贸易类似于不可逆结构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种交换对于结构的进化至关重要，它实际上为结构提供了新的物质来源以及更多的能量来源，创造了新的获取能量的方式。商品贸易起源于社会的差异化，同时也会增加了社会的差异化。差异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各个社会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减少对立和冲突。例如，汉朝的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牛、马；汉朝的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相互需求、相互依赖的关系，即形成了南北方贸易的基础条件。

汉朝和匈奴之间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互补的，如果将这种良性的贸易发展下去，对汉朝和匈奴都有好处。但是，汉朝对匈奴政策没有利用经济的方式，主要因为相对封闭的经济模式对贸易没有依赖性。虽然也开放了“关市”，但贸易不是重点。最初采用的是政治上的“和亲政策”，政策失效后转而实行“征讨政策”，进而将匈奴纳入“贡纳体系”中。这种非贸易的政策都不具有持续性和内在的凝聚力，匈奴不是产生对汉朝的依赖情绪就是产生反抗情绪，导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忽近忽远，缺乏一种更为牢固的关系。西汉总体上都是执行着一种扩张政策，为了切断匈奴与受其控制的西域的联系，汉朝也开始派遣使者向西域寻求同盟，而这又开启了汉朝向西部的扩张。这种扩张对匈奴来讲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政策的暗示，就像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的关系一样，对方的扩张行为与自身的安全问题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对方一直保持着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到了东汉时期，南北匈奴分裂了，难以形成一个富有攻击性的集团，汉朝的威胁减少了。此时，汉朝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仍然是一个权宜之计。

匈奴的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管理方式比较粗放，同时社会群体没有形成定居的习惯，流动性过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建设。匈奴的生产力水平是无法与汉朝相比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用来交换，但他们对汉朝的各种商品却十分向往，这就造成了贸易的极度不平衡。这时，商品交换的意愿不是双向的，也不是对等的。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匈奴只有依靠他们擅长的武力方式劫掠汉朝的财富，同时赢得谈判的筹码，否则他们无法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因此，当汉朝经济好转、匈奴经济恶化时，双方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当汉朝政治衰落、匈奴军事力量增强时，战争也有可能发生；如果双方军事实力没有明显的优劣，经济方面也没有建立稳固的、互惠互利的关系，汉匈的关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和阴晴不定，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主导双方的关系。

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与汉朝有相似之处，罗马帝国境内物产丰富，安息帝国可供出口的商品屈指可数，罗马人对此并不感兴趣。罗马人真正感兴趣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罗马帝国从印度和中国进口的商品大部分必须经过安息帝国，而安息帝国对过境商品征收的关税让罗马人付出了很多真金白银。贵霜帝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安息帝国相差无几，他们可供出口的只是一些农产品和水果，以及少量手工制品。他们从中转贸易中同样获得了大量的好处。罗马帝国为了压制安息帝国而拉拢贵霜帝国，与汉朝为了压制贵霜帝国而拉拢安息帝国的道理是一样的，所谓“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罗马人向来觊觎西亚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非常希望能够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西的区域，也就是当时亚历山大同样看重的战略要地。即使在萨珊王朝代替了安息帝国后，他们的敌对状态仍没有改变。与汉朝不一样的是，罗马帝国的军事实力要在安息帝国之上，有机会战争对手，但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因此，罗马帝国有扩张的愿望，但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而安息帝国则着重防御，同时还要防备贵霜帝国可能的威胁。这四大帝国虽然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和贸易往来，但都没有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在全球化刚刚出现的年代，武力征服的冲动胜过了合作的愿望，利益的冲突代替了合作共赢。

安息帝国的宗教信仰繁多，其中以希腊和伊朗教派最为盛行，祆教和巴比伦教是主要的教派。除了少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外，大多数波斯人信奉的是多神教。这与安息帝国的政治现状有关。它是由八个独立小王国、许多自治城邦、贵族领地、行省所组合而成的政治集合体。这些小王国或领地不但拥有政治、经济自主权，还拥有各自的军队，这些军队效忠的对象经常是领主而不是国王。安息帝国虽然政治结构松散，内部民族却团结一致，所以罗马帝国在双方争斗中占不到多少便宜。贵霜帝国因靠近印度，国王崇尚大乘佛教，因此佛教在该国传播迅速。贵霜帝国的建立，打通了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屏障，为佛教向东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西汉末年，佛教最早传入了中原，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帝国的领地。佛教在印度日渐衰微之时，却在贵霜帝国得到了发扬。贵霜国王虽信仰佛教，却不排斥其它宗教，国内还有印度教和祆教。

汉朝建立之后以道家思想为本，辅之以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汉武帝时代转变为以儒家思想立法，以儒家士大夫为治理天下的主体。从此，其它教派逐渐被儒家边缘化，再也没有能够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其影响力有限，没有对本土教派构成竞争。公元前3世纪，佛教首先流行于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地区。公元前1世纪，佛教开始通过商人和僧人向东方传播。南传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北传佛教（汉传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贵霜帝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后北上。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同，佛教一传入中国即开始由官方组织高僧，在严谨的制度下进行书面系统地翻译。大乘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至巅峰，世界佛教的中心也转移到了中国，进而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及中国西藏等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