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219）

四十、轴心文明的内涵（2）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许多国家在相近的时间里都出现了由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制度的不适应现象。旧制度的摇摇欲坠使得人们对世俗社会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对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社会文化精英开始思考现实的以及超验的问题，寄希望从超越现实的“理想愿景”中获得灵感和启示指导世俗的行为，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这些社会中发展出了多种形态的权力类型、集体身份认同和经济形态，……最终也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模式。……人们越来越不把制度看作‘天成的’，……这种看法催生出一种把世俗生活，比如社会秩序、人格和文化行为重新进行塑造的强烈倾向。”“这些过程中的行动者是自主的文化精英，……他们构成一个新的社会元素，即一种新型的精英，这些精英或是宗教的或是世俗的，他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本质。”“不同的集体和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载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构成了核心文明的动力源泉，造成了不同制度模式。”（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希腊商业文明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工商业阶层，他们的崛起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争取获取相应的权力，这就给社会带来了冲击。传统土地贵族的没落以及失去产业的农民增加了社会的不平衡。它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城邦主要的政治生活，它们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平衡和共识决定了城邦的未来。而城邦外部所呈现的是城邦间的分分合合，它们之间争斗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城邦内部给人留下的印象。希腊城邦带来的活力与它制造的动荡是等量的，希腊人能否解决城邦之间以及城邦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将它们纳入一个稳定的体系中，必须依靠希腊人的集体智慧。“旧有的关于贵族荣耀的准则实质上已经成为利己主义的了。城邦的发展需要贵族和农民的紧密合作，致使英雄理念与普通人对公正和机会均等的需求发生冲突。”（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靠着某些政治人物的左右平衡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单纯通过政治手段无法恢复公正和秩序，社会缺少的是大家能够共同倚重的信仰和思想。城邦的混乱导致希腊人开始怀疑过去的神圣原则以及世俗的道德观念，他们通过逻辑推理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希望找到广泛适用的普遍原理。米利都学派及其后来者点燃了西方哲学的火焰，引导人们从神话向哲学转变，用抽象的理性思维取代想象，从物质中寻求万物的本原，从运动变化中寻找事物间的关系。而哲学家们深奥且脱离现实的思想摧毁了人们的经验和常识，使得大众越来越迷惑、失望。于是，一些“智者”开始探讨与生活相关的人生哲学。“苏格拉底与诡辩学家们著名的自外面的世界至内部的世界、自物理至伦理的‘大转向’，将希腊人的思想从自然的问题与进化引入形而上与道德上的问题。”（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最终，苏格拉底并未给城邦带来思想上的凝聚力，相反，他对传统刻意地怀疑和辩驳使得民众的判断力出现了混乱。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能过于责备苏格拉底的负面影响，他给人们带来的是对灵魂、正义、善的辩证思考。

每一个文明，当其社会为适应不可抗拒的经济改革而需要做自我调整时，他必须重新检讨其旧有的方式。诡辩学家是实施这项检讨工作的工具，但是却不能产生从事调整工作所需的政治才能。他们强有力地刺激了知识的追求，而且培养起好思明辨的风尚。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

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巴文明，它是一个包含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型社会。公元前1750，哈拉巴文明神秘地消失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在与达罗毗荼人的争夺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将达罗毗荼人变为了他们的奴隶。他们逐渐从四处掠夺的游牧生活转变为依靠农业生产的安定的生活，建立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混合型社会。雅利安人的部落制度随着游牧方式的消失瓦解了，他们需要新的制度建立农耕社会的秩序。氏族部落解体后开始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的小王国。公元前9世纪以后，在恒河流域开始陆续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末，一些小王国被大王国所兼并。在此过程中，武力的作用得到了强化，它提高了刹帝利阶层的社会地位。同时，社会的发展还表现在城市化和商业贸易方面，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创造了大量的新兴富有阶层，这些人大都属于吠舍和首陀罗。社会发展造成了种姓制度下的四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婆罗门为了能够继续统治社会以及其它阶层，一方面更依赖于过去所建立起来的种姓制度以及献祭仪式，并将制度规定得更加严格；另一方面联合刹帝利压制吠舍和首陀罗，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婆罗门在印度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种姓制度不仅对政治、军事权力起到了约束作用，同时也强烈地压制了社会群体的活动范围。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对传统宗教教义及其仪式进行反思，他们希望从自我的内心寻找到宗教的意义。“隐修者是首批实现宗教内在化的人之一，而宗教的内在化是轴心时代的特征之一。”（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这些“隐修者”或称为“苦行者”是轴心时代的英雄，他们成为印度人精神追求的核心人物，是印度宗教变革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