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王们来说，皇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威胁皇权，谁就决不会有好下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随着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就是一大批功臣勋旧的被杀、被贬或被流放。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所兴起的一次重大血腥之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昔日的战友成隐患

“堂堂大元，惹红巾万千。”元朝末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农民起义，正在如火如茶地展开。贫僧出身的朱元璋，也趁机在濠州(今安徽风阳)起事，并辗转南北，汇集各地的起义力量。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朱元璋在1368年力克群雄，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明王朝。正像清代编修的《明史》所记载的那样，“太祖起事，首罗贤才”。

早在朱元璋起事濠州、投靠郭子兴时，他就开始不断地召集、吸收大批的准西籍文人武士，并将他们充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稍后，随着起义向江浙一带的发展，他又将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浦江宋濂等一大批江南名士，网罗到当时的建康(今南京)。这些骁勇善战的武将和运筹帷幄的文士，为朱元璋夺取政权，登上皇帝的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大地上弥漫硝烟的尘埃落尽，往日在战场上与朱元璋为敌的各种力量都已烟消云散;但是，朱明王朝内部那些功臣勋旧们的权势，却与日俱增，并有尾大不掉之势。向来多疑的朱元璋对此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每次退朝后，朱元璋都要对刚才入朝时那些功臣勋旧们的神态、语气以及他们谈话的弦外之音，作一番回味与审视。渐渐地，他发现昔日的这些“战友”，正在威胁着自己的无上皇权，如果听任其发展，将来他们一定会来抢夺自己的帝王宝座。想到这里，朱元璋便不寒而栗。

打击准西集团

与其养痈遗患，不如尽早割除。朱元璋开始磨刀霍霍了。经过详细的明察暗访，朱元璋得知，威胁自己皇权的主要有两股力量，一股是准西的勋贵集团，另一股就是浙东的名土豪族势力。朱元璋认为，在这两股势力中，目前就已构成危险的，是准西勋旧，因为他们都是武将出身，而且手中权焰熏天，不可一世。至于浙东的名士豪族，只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暂时可以让他们遥网外。他决定首先向准西集团开刀。

准西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可以算得上是朱元璋的同乡。在这帮人中，胡惟府是一个核心人物。胡氏为安徽定远人，早在朱元璋起事之初，即投入其麾下。此人狡黠聪慧，恭谨自励，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称帝后，胡氏任左丞相，总理六部事务，可谓权焰熏天，位尊爵显。

不可一世的胡惟庸

功成名就之后的胡惟庸，不仅忘掉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这句古训，而且居功自做，骄奢专横。他在专省中书期间，自视大权在握，擅作威福，一意孤行。根据明初的惯例，凡下官奏请皇上的奏章，都得先送到中书省。胡惟庸便利用职务之便，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奏章全数抽出，隐匿起来，不予上报。而那些在奏章里对他作出不利言论的人，不久日子就会不好过了。就这样，他便把对百官的生杀予夺、黜陟罚赏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一时间，四面八方进京谋职求官的，都必须首先走通胡惟庸这条门路，否则必将处处碰壁，无功而返。因此，胡府门庭若市，贿赂公行。至于他家的金银财宝、名马古玩，就更是不可胜数。

不多久，胡惟庸又将其侄女，嫁给淮西集团的另一个首领李善长的侄儿做媳妇。从此，胡李两家结为亲家。要知道，李善长在明初可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比朱元璋还要年长十四岁，长期以来，一直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最担心臣属在背地里结成奸党，威胁他的至尊无上地位。现在，准西集团的两个主要首领居然结成儿女亲家，朱元璋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了。

御笔一批，万余人丧命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占城(今越南)使入贡。由胡惟庸把持的中书省，擅将贡品截下，不予上报。当时，有一个太监侦得此事，立刻上报朱元璋。朱元璋一听，马上火冒三丈，当即指责中书大臣胡惟庸擅作威福，有欺君之罪。胡惟庸一见不妙，便叩首谢罪，乞求宽恕。岂料朱元璋表面上是宽恕了他，背地里却在要置他于死地。

次年，御史中丞涂节，将控告胡惟庸的一纸奏章，呈到朱元璋的面前。奏章中罗列了胡氏的十多条罪状，其中有私通日本、企图谋反以及擅权和结党等。朱元璋心里明白，说胡惟庸私通日本，以借兵谋反，只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但是，“擅权”和“结党”之罪，却是证据确凿，而这两条，正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从早年的一个托钵行乞的贫僧，到现在的一朝人主，朱元璋知道权力是多么的重要。胡惟庸居然要擅权、结党，架空自己，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朱元璋御笔一批，依法处死。就这样，昔日不可一世的胡惟庸及其余党一万五千余人，全被处死。十年之后，朱元璋不知从哪里得知，本朝元老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曾经与胡惟庸互通信息，于是，又立刻派人将李善长抓起来。朱元璋认为，李善长作为一朝元老，知其弟及胡惟庸谋反而不举报，说明他一定存有异心，这种行为与反叛别无二致。说罢，便命李善长自杀。受李善长一案株连的，除李氏家族七十多人外，还牵连了一万余人，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处死胡惟庸、李善长之后，朱元璋依然不放心。为了警告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僚，他命人编纂了《臣戒录》一书，将历代谋反、叛逆的二百一十二人编录成册，公布于世，以昭鉴。同时，他还借处死胡惟庸之机，废除了中书省及长期以来的丞相制，把中书省及承相的权力，分归六部，由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从而将朝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一人之手，皇权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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