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的宰相魏徵，曾就理想的君臣关系，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一国之君好比人的大脑，满朝文武则好似人体的四肢，只有大脑和四肢协调一致，一个人才会健康、长寿。魏徵的这个比喻，事实上只是作为大臣的一厢情愿。历史上的许多帝王，与群臣的关系都是相当微妙而又复杂的。作为大脑的帝王，因为有了手中的权柄，不仅无需与作为四肢的群臣进行协作，而且，往往还人为地制造矛盾，在群臣之间挑拨离间，使他们相互猜忌，甚至反目成仇。

明成祖挑拨是非除解缙

明成祖朱棣就是一个时常在朝臣之间挑起纠纷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有一个叫解缙的名臣。一天，他碰到解缙，要求他对满朝文武逐个评价一番。解缙原不想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但见朱棣满脸正经的样子，又不敢推托，于是只好如实相告。

谁知几天之后，朱棣竟将解缙关于对大臣们的评品，全部告诉了大家。于是，解缙在朝中的威信江河日下。更有一个被解缙评品过的官员，因怀恨在心而诬告解缙谋反。其实，满朝文武官员都十分清楚此人对解缙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但是，由于他们都曾被解缙品评过，而且颇多贬词，不是说其无才，便是说其缺德，再不就是贪赃枉法，因此，大家都不肯站出来为他讲话。最后，解缙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官员互相监视的巨网

比起朱棣这种赤裸的挑拨离间来，清代雍正皇帝的手段则要高明得多。为了使朝臣们个个听命于自己，不敢有三心二意，他干脆使所有的官员都处在一种相互监视的巨网之中，这样的独特统治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少见。例如当时的广东提督王绍绪，本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本人也曾给他“明敏稳妥”的评价。但是在私下里，他又觉得此人“偏于善柔”，恐未“在行小沽名一边”，很难担当大任。

于是，雍正皇帝便命广州将军石礼哈对此人“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不久，石礼哈告诉雍正:“王绍绪居官行事稍涉琐细，然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然而，雍正还是不放心，于是又向两广总督孔毓洵查问:“王绍绪此人如何？是否胜任此职？”在这同时，他又命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王绍绪，傅泰通过调查认为:“王绍绪操守极好，惟为人稍觉柔儒。”这样，雍正才放下心来。

心腹之人的“制衡”

这个让雍正放心的傅泰，不仅监视王绍绪，而且也暗察其他官员。他在给雍正的一份密折中，就曾评品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认为王士俊办事勤敏，能够胜任于藩司这个职位，看他的言谈举止，也有自得自矜之意。”在另一份密折中，他又向雍正密报广东按察使楼俨的情况:“此人于刑名非所谙…年已六旬以外，疾病缠身，精力颇衰，诸事不能周到。”

如此说来，傅泰一人身兼监视众人之职，想来该是雍正的心腹了，雍正大概会对他绝对放心吧？其实不然，傅泰也时常受到别人的监视。那位长期被他监视的王土俊，其实也正在监视他。有一次，雍正在给王士俊的一份密折中，就向他了解监视傅泰的情况:“傅泰识见甚不妥协，你以为如何?其操守如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之若何?率统属员公私明暗若何?望据实奏闻。王士俊在接到雍正的密折后，马上回复:“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访闻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柳大本五人，傅泰每名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

接到王士俊的回复之后，雍正认为，他对傳泰的评价“甚属公道”，于是严辞切责傅泰。不久，广东总督郝玉麟也攻击傅泰。雍正于是作出决断:“傅泰中平才具，非宜抚粤之人，已降旨调伊回京矣。”

郝玉麟身为广东的最高长官，自然要经常密报下属的行为举止，前文提到的王士俊，就是他时常监视的对象。但是，他又反过来为王土俊所监视。雍正在一封密折中，就曾命令王士俊“观郝玉麟自到任以来，惟以清楚钱粮为要务，朕已批前训诚矣。如有太过处，你可尽力规谏之。不妨将朕此谕视作你的意思，稍微透露一下，让他知道这一点。”其实，在接到雍正的这封密折之前，王士俊就已主动地将郝玉麟的所作所为，仔细地向雍正作了报告:“广东督臣郝玉麟，语言便捷，人似精明。到任后，未能体察土俗民情，将按察使臣楼俨起出私藏军器、积恶窝盗之黄元捷提至肇庆，竟行保释……其近日施为，似非因地制宜、除暴恤良之善政。”

从以上诸人来看，当时广东一地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都处在相互监视的无形巨网之中，而紧握这张巨网纲目的，就是雍正本人，其他诸人都只是这张巨网之上的一个小小结。类似广东的这种情况，其他各省都有，只是监视的方式稍有差别而已。

据《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启樵先生的研究，为了监视群臣，使他们相互猜忌，为己所用，雍正还别出心裁地打破官员之间尊卑统属的传统关系，使其互相监督上下秩序混乱。例如，以提督对督抚，以布政使对巡抚，以布政使对督抚，以巡抚对河督，以巡抚对按察使，以现任巡抚对前任巡抚，以现任总督对前任总督，等等。

真可谓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在这种层层监视、相互揭发的过程中，雍正当然能够“洞悉群臣情伪”，使满朝文武的动静虚实，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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