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一位雄略之主，但是他的统治也有“阴暗面”，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刘彻大量使用酷吏来镇压人民，甚至还造成了农民起义。酷吏政治让人民心惊肉跳，为什么汉武帝要采用如此极端的统治方式呢？这种通知方式给汉王朝又带来哪些影响呢？

汉武帝时期酷吏政治形成的原因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酷吏的作用主要有二：其一，酷吏整治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贵族豪强。如宁成在京城严打，弄得“宗室豪桀人皆恐”。义纵在河内，打击豪强穰氏;到南阳，立即捕杀宁氏、孔氏、暴氏;王温舒在河内，大杀“豪奸之家”。贵族豪强们，有财力、有势力，他们在地方上违法乱纪鱼肉乡里、作威作福，普通百姓敢怒不敢言。

酷吏打压豪强，一方面是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豪强们做大，尤其不能让他们发展到可以和政府对抗的地步。打击豪强，是维护帝国稳定所必需。只不过酷吏执法时可不会想这么多，他们是见人就杀，所以在豪强遭殃的同时，普通百姓非但没弹冠相庆，反而被吓得战战兢。

其二，刘彻时代的战争很多。打仗要钱要人，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负担最终都得由人民来承受。帝国时代的生产力本就不高，普通老百姓能吃饱穿暖就算国泰民安，要还能“五十可以衣帛，七可以食肉”，那就是太平盛世了。对于仅能保证“不饥不寒”的民众而言国家频打仗，增加徭役，他们的太平生活就遭到破坏。要再遇上个天灾水早、老百姓就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为了活下去，许多人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降”，民众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对他们讲任何仁义道德都没有用，国家任何劝民众向善的举措也都是徒劳。

那么要维持社会稳定，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统治者只能通过严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其实，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罢兵休战，重视农业生产，可汉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对外扩张，不可能停下战争，所以汉帝国对待“暴民”就只能以暴制暴了。

探究酷吏政治的深层次原因

除了以上表层原因之外，出现酷吏和苛法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帝国法治思想的转变。文景时代，帝国治民坚持轻刑原则，汉文帝曾两次对刑法进行简化、汉景帝在继位的当年，就对之前的刑法做了进一步简化。即便在刘上台之初，法律都还是比较宽松的。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深层次调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统治者的用法原则。

也从之前的变为从。史书有明确记载说武帝时代“级深故之罪，急出之”。意思就是，那些在办案过程中，只要是从严处理的，哪怕判错了，朝也会对办案人员宽大处理但如果把疑人释放。即便案子还没果办案人员也会被杀。这是典型的“疑罪从有”原则，即在证明不了被告人有罪，也不能确定他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有罪。

在这样的原则下，即便案子还没定论，办案人员也经常把被告人处死。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憎恨，而是自保，因为释放会被问责，而处死符合规定这和今天“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法律条令冗余矛盾

与日益增多的酷吏相伴的，是越来越繁杂和苛刻的法律。张汤和赵禹是修订法律的关键人物，在他们手上，汉朝的法律条文增加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奇葩法律被制定出来。比如酷吏发明了一个见知故纵罪，就是如果某个人犯法了，就可以认为这是主管官员纵容的结果，当年，汉文帝的陵园被人发掘，张汤就准备给庄青翟安一个见知故纵的罪。还有在肚子里诽谤的罪，即“腹诽”，最著名的莫过于那个嘴巴动一下就招来杀身之祸的大农令颜异。

由于法令越定越多，而且许多法令都是立法者拍脑袋制定，没经过严密论证，就导致经常会出现法律条文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比如用第一条法律，会得出此人有罪，可是用第二条法律，这个人就没罪。或者犯了同样罪行的人，不同人根据不同法律条款判决出来的结果迥异。一个人的罪行轻重，在一定时期内，是客观存在、不可改变的事实，可在这些混乱法律的裁决下，这个事实竟然可以任由人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法制，实在糟糕到极点了。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激化

那时候，读书的成本很高，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国家制定的所有法律条文，所以当惹上官司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能任人宰割。于是，这就给一些奸猾之吏创造了挣外快的机会。对那些给他们好处，他们想让活的人，他们就摆出可以让人活的法律和事例那些他们想陷害的，则千方百计地置于死地。反正当时的法律条文常会相互矛盾，人们断案也喜欢用类比的方式。

这样糟糕的刑罚形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国家的重负让民众不得不犯法谋生，另一方面，朝廷用极其严酷的刑罚(不动就判死罪)制裁犯罪的民众。于是，随着矛盾越积越深，百姓生活越来越差。

当差到没路可走的时候，人们就在某个人的振臂一呼之下，发出类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操起木棍，手持菜刀冲向县城，斩杀县官太守，释放囚徒，正式揭竿起义。

因酷吏政治发生的农民起义，不是发生在个别地区，而是普遍存在。除了数千人的大部队，以百计算的流寇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最初，刘彻低估了这股起义势力，以为那只是些普通的作奸犯科者，单靠地方抓捕盗贼的官吏就能摆平，便只是派了御史中丞和丞相长史去地方上督办。

可随着造反行动愈演愈烈，渐渐地刘彻发现这就是一批起义军，是具备相当战力的起义武装，于是才派出了直指绣衣使者，手持虎符，调动国家正规军队进行镇压，西汉的政治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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