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人类首先是情境中的生物,因为情境塑造了我们,决定我们未来的诸多可能性,我们不可能独立于它而存在。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我们周围情境的力量的科学,尤其关注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的。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就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
2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科学。
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我们如何构建社会世界,
我们的社会直觉如何指引我们,
有时候又是如何误导我们的,
以及我们社会行为如何受他人、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生物性的影响。
3
社会学和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母体。
相比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试图在研究内容上更侧重于个体,在研究方法上更侧重于实验。
相比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对个体之间的差异关注得较少些,而更多关注人类如何看待影响彼此。
4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关于环境的科学。
它揭示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人。
就人类本性这个主题而言,还可以用其他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
每一个视角都对应各自的一系列问题与相应的解答。
这些不同视角是互补的,而非冲突的。
5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所学校?
你为什么要攻击室友?
你为什么会爱上她?
有时候我们知道原因,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问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和表现时,我们会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
然而,当原因有点微妙时,我们的自我解释常常是错误的。
我们会忽视影响别人的一些因素,但对自己就另当别论了。
6
研究发现,
人们错误地把雨天忧郁症归因为生活的空虚,
把过吊桥时的兴奋归因为受过路人的吸引,
而且人们都矢口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
但是却承认媒体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7
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思想和行为。
当我们加工有关自己的信息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回忆它。
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导我们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图式,和我们梦想或害怕成为的可能的自我。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识,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8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
包括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所做的比较,
我们的社会同一性,
我们如何知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历。
文化也会塑造自我。
9
某些人,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假定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
还有一些人,主要存在于亚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假定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自我。
这些不同的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行为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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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我认识存在有趣的缺陷。
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动。
当观察者也无法发现我们行为的有力影响作用时,我们也会忽视它。
这些控制我们行为的内部的微妙过程可能与我们对它有意识的、清楚的解释不同。
我们也往往会错误地预测自己的情绪。
我们会低估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并且因此倾向于高估我们对重大事件的情绪反应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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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表明了效能感和控制感的好处。
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内控的人,比那些习得性无助和悲观绝望的人会应对得更好,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12
当我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
我们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欣然接受成功的荣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要好。
这种自我美化的感觉使多数人陶醉于高自尊光明的一面,而只是偶尔会遭遇到其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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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服务偏见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和外在的因素。
研究者们发现多数人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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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发现,人们总是在失败的时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时安享荣誉。
我们在一些主观性和盲目赞许性的特征和能力方面,往往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
过分相信自己,使我们显现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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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和弱点其它大部分人也会有,
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才智和品德比其它大部分人都高。
这些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我们“维持和增强自尊”的动机,这一动机有利于我们抵制抑郁,但却会引起错误评价和群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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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众。
我们在不同程度上监控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加以注意,不断调整它以创造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形象。
这种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来解释虚伪谦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贬低自己,恭维未来的对手,或是当众感谢他人而私下里却把荣誉归于自己。
有时人们甚至会以自挫行为来实现自我妨碍,用以为失败提供借口,从而保护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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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研究者研究了我们怎样解释行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个人的特质,什么时候该将其归结为环境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都会做出合乎情理的归因。
然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却常犯基本归因错误。
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更多地归结为内在的特质和态度,而很少考虑环境的影响限制,即使它们是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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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气球的运动是由我们看不见的风的推动所造成,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有内在动力的。
但人不是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当一个人在活动时,我们通常轻视“环境的风”而集中考虑内在的动力。
我们会犯这种归因错误,部分原因是当我们观察某个人的表现时,那个人就是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相对是不可见的。
但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情境上,这个时候,情境就是可见的了,因此我们会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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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你对其他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
一旦你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其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对你表示敌意。
20
实验结果表明,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
我们的先入为主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
在许多实验中,人们事先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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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验在给被试提供信息之后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植下错误信念。
这些实验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断会扭曲我们的知觉一样,事后判断也会扭曲我们的回忆。
我们都会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社会判断是一个融观察、期望、推理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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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大脑信息加工方面的惊人能力。
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
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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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
那么明确我们形成并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
“非理性的原因” 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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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
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
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
其次,当别人给我们提供很有说服力的轶闻或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信息时,我们经常会忽视有用的基准信息。
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易得性)生动的信息。
第三,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
在不存在相关的地方知觉到相关(错觉相关)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控制错觉)听起来很诱人。
最后,情绪会影响判断。
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
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
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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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念有时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常,我们对别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但是对研究者偏见和教师期望的研究显示,
认为某些人的能力超常(或能力不足)的错误信念
会引导教师和研究者给予那些人特别的关照。
这可能会引发他们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现,
并且因此看起来似乎会确证一个实际上错误的假定。
与此相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获得对自己期望的行为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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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信念和判断的研究揭示出:
我们怎样形成和维持通常运作得很好但有时会令我们误入歧途的信念。
正如视错觉是帮助我们组织感觉信息的认知机制的副产品一样,我们的错误判断也是运作得很好的思维策略(直觉)的副产品。
但是它们依然是错误,会扭曲我们对现实的知觉并削弱我们对别人的判断。
因此社会心理学同时关注社会思维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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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在的态度是如何与我们外部的行为相联系的呢?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和行为互相支持。
流行的大众观点强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
但令人惊奇的是,态度通常不能很好地预测行为。
并且,改变人们的态度很显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
这些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经常言行不一的原因。
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28
我们的态度能什么时候够预测我们的行为:
(1)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
(2)如果态度与预测的行为(比如对投票的研究)紧密相关,
(3)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以某一些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的经验意识到这点)。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所想所感与我们的所为会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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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
不仅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可能影响态度。
当我们做事时,我们往往会夸大事情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为该事负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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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色规定的行为铸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态度。
对登门槛现象的研究说明,对一个小行为的承诺可以让人们更愿意做一件更大的事。
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
我们的种族政治行为也可以塑造我们的社会意识:我们不仅仅坚持自己相信的,我们也相信自己所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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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没有报酬或强迫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他们会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对这种活动的兴趣。
而外部报酬引导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激励性因素,从而破坏了内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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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的理论可以解释行为对态度的影响。
自我展示理论假定人们适当调整自己的态度以使其看起来与行为一致,尤其是那些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实人们确实会因他人的想法而调整自己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发现有时真的会引发真实态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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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理论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促使真实态度做出改变。
不协调理论的解释是,当我们的行为与态度相反或者很难做决定时,我们会感到紧张。
为了降低这种情绪的激活,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不协调理论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当行为的外在理由越少,我们越觉得自己对其负有责任,从而会产生越多的不协调,态度也改变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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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知觉理论则假定,当我们的态度不很坚定时,我们就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及其环境来推断我们的态度。
自我知觉理论的一个有趣的推论是“过度合理化效应”:
付给人们报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将他们的这种乐事转化为苦差(如果这些报酬使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报酬)。
研究都证实了这两种理论的预期,这表明它们分别描述了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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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10万年前,人类起源于非洲。
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离开非洲,寻找新的家园。
为了适应新环境,早期人类开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异。
这些变异相对而言是新近产生的,并且是相对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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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祖先众多的后代中,自然选择了那些偏爱食用蛋白质、糖、脂肪等营养食物的个体。
因为那些没有这类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来繁衍后代。
作为流动的基因机器,我们继承了祖先的适应性偏好。
我们追求任何有利于祖先生存、繁衍并养育后代的事物,并以此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活的主要目标是留下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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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有哪些地方相似?
又有哪些地方不同?
为什么?
进化心理学家研究自然选择如何使那些有利于基因延续的特性保留下来。
尽管人类在学习和适应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进化的观点仍然强调人类天性中共有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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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观点则强调人类的差异性。
那些有助于界定一个群体,并代代相传的行为、思想、传统等。
不同文化在态度和行为上的显著差异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其实是社会文化规范和角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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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心理学家也试图寻找人类“内在的统一性”。
尽管不同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同的社会规范。
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规范是关于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之间如何进行交流。
所有的文化都会赋予个体一定的角色。
扮演一定的角色常常会使人们内化自己的行为。
改变角色也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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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
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却更为引人注目。
女性通常更关心他人,表达更多的共情和情绪反应,用更多关系性的词汇描述自己。
男女两性似乎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支配性,攻击性和性特征。
但是个体差异远远超过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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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最多研究的社会角色——性别角色,反映了文化的重大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时代的性别角色差异非常大。
主要的文化影响并不是由父母直接带来的,而是通过同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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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文化解释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实际上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生物因素在文化背景下起作用,而文化因素则在生物因素基础上施加影响。
如果不考虑人的力量的话,有关社会影响的重要事实就只是半个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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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情境至少通过三种方式相互影响。
首先个体对某一个特定情境的解释和反应有差异。
其次,人们会选择对自己有影响的环境。
第三,人们会创造自己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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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力量根植于个人和环境之中。
所以我们既创造我们的世界,也被我们的世界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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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是指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
从众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顺从和接纳。
顺从是表面上与群体相一致而内心并不赞同。
接纳是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在信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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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经典实验展示了研究者如何研究从众的。
他人的判断会影响人们对光点移动距离的错觉估计。
合法、近距离的命令者、遥远的受害者以及没有一个不服从的榜样,
65%的成年男性参与者完全服从命令,对隔壁发出尖叫的、无辜受害者实施具有伤害性的电击。
罪恶不只是美好世界中坏人的行为,而且也可能是强有力的情境诱使人们对谬误的从众或向残忍屈服投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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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有时从众,有时不从众,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会从众?
(2)为什么人们会从众?为什么他们不忽视群体“做真实的自己”呢?
(3)是否有一种人特别容易从众?
下面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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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从众实验程序,研究者考察了从众产生的环境条件。
某些情境看起来特别有影响力。
例如,从众会受到群体特征的影响。
当面临意见一致的、3个或更多个有吸引力的、地位高的人时,人们最容易从众。
如果个体是在公众场合做出反应并且没有做出事先承诺,那么人们也最容易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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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人们之所以从众主要出自两个理由。
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
信息影响来自于其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
当公开作出反应时从众程度较大,这反映出规范的影响力。
当遇到难以决策的任务时从众程度也比较大,这反映出信息的影响力。
50
“谁会从众?”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一般人格测验分数无法准确地预测个体的特定从众行为,但却是个体一般从众倾向(和其他社会行为)较好的预测指标。
特质效应在“微弱的”情境中显得最为强有力,在这种情境中社会力量并不比个性差异占绝对优势。
虽然从众和服从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文化却使人们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社会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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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强调社会压力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强调人的力量。
当社会强制变得非常明显时,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逆反心理——为了恢复自由感而公然蔑视强制力量的动机。
当群体所有成员同时表现出逆反时,其结果便是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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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体偏离太远,我们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也不想与其他人太一致。
于是,我们就会以那种坚持自己独特性和个性的方式行事。
在群体中,我们最可能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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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说服是发生在人们关注于某个论题并且对其做出积极思考的时候。
当人们自然而然地对论点进行分析时,使用的是说服的“中心途径”。
如果论题没有引发个体做出系统的思考,个体只是根据一些具有偶然提示性的线索下论断时,说服会通过速度更快的“外周途径”发生。
由于中心途径的说服更具理性,因此更加持久,也更有可能改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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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所需的条件:
权威性:
人们会听从可信的专家。
建立你的专业知识,确定你已经解决的问题和你说服过的人。
偏好:
人们对自己所喜欢事物的反应更加积极。
赢得朋友并且影响他人。
在相似兴趣的基础上建立联系,当众公开表扬。
社会证明:
人们利用他人的例子来证实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
利用“同辈力量”——让那些受尊敬者指引方向。
互惠性:
人们感觉自己应该去回报所得到过的东西。
慷慨地给予你的时间和资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致性:
人们倾向于遵守自己公开做出的承诺。
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或者说出来。
不要说“请在……情况下做这件事”,而要通过提问引发肯定的回答。
珍奇性:
物以稀为贵。
真诚地强调信息或者机会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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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会使说服有效呢?
研究者们考察了四个因素:传达者、信息、沟通渠道以及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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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发言者?
可信的传达者给人的感觉就是值得信赖的专家。
那些讲话语气果断、语速较快并直视听众眼睛的人通常较为可信。
那些持与个人利益相悖观点的人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感觉。
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信息传达者在品位和个人价值方面也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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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些什么?
当一条信息与好心情联系起来的时候会更有说服力。
人们在情绪好的时候一般会做出更为爽快、不假思索的判断。
而一些引起恐惧心理的信息也同样有效,如果信息接收者能够采取预防行为的话,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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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信息与听众已有观念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差异,取决于传达者的可信度。
而究竟是单方面信息还是双方面信息更有说服力取决于:
如果听众已经赞成该信息,而且过后不大可能会考虑相反的意见,那么单方面的观点可能更有效。
而当听众心思较为缜密或者并不赞同该信息时,那么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则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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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某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时,观点出现的哪种顺序会更有优势呢?
最具普遍性的结论是首因效应。
但是如果观点之间存在时间间隔,那么较早呈现的信息作用会减小。
如果在第二条信息呈现完后立即做出判断,那么对于该信息的印象还很清晰,很可能会出现近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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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渠道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是如何被传达和交流的。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通常都是最有效的。
然而对于复杂难懂的信息来说,书面文字媒介则是卓有成效的。
当问题无关紧要或情境比较陌生时,大众传媒则较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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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们接收信息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
他们是在考虑有利的想法还是想做出反驳?
他们是否被事先警示过了?
听众的年龄也有影响作用。
年长的人态度不易被改变,年轻人态度的稳定性较差。
62
宗教邪教的成功让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强有力的说服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种成功看来是源于对行为承诺的强调,运用有效的说服原则,以及将人们孤立在思想同化的团体当中。
63
人们应该如何抵制被说服呢?
预先公布自己的立场,会导致个体抵制随后的劝说。
温和的攻击还可以起到免疫的作用,使个体对可能到来的更强烈的攻击做好反驳的准备。
结论看似矛盾:加强现有态度的方法之一竟然是对其发出挑战;当然,这种挑战的强度必须适中,不至于颠覆其已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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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场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唤起能促进优势反应。
由于他人在场能引发唤起状态,所以,观察者或共事者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其优势反应是正确的)的作业成绩,但会降低复杂困难任务(其优势反应是错误的)的作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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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人在场而被唤起呢?
实验表明:这种唤起部分来自于评价顾忌,部分来自于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当前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另一些实验表明,即使我们不存在评价顾忌或者分心,仅仅是他人在场也会引起唤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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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助长研究的是个人作业成绩能得以单独评价的任务中人们的行为表现。
然而,在许多工作情境中,人们汇集个人的努力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个人的努力却无法单独被评价。
研究表明群体成员在完成这样的“集体任务”时,就不会那么努力了。
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见的:如果个人的责任被群体分散了,那么就容易导致个体成员搭群体便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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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社会唤起与责任扩散的结合有可能使人们放弃自己的道德约束或者丧失自己的个性。
当个体处在一个大的群体之中或者身穿有隐蔽作用的服装时,
会被唤起,或者分心,进而体验到一种匿名性,在这样的情境中,尤其可能发生去个性化现象。
其结果就是自我觉察和自我约束减弱,而对积极或消极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应性增强。
68
潜在的积极和消极结果都来自群体讨论。
在你试图理解群体讨论会加强个体的冒险性这一有趣的发现时,研究者发现实际上是讨论加强了原本的主导观点,无论是冒险的还是审慎的。
69
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样,群体交流会强化观点。
群体极化现象为研究者观察群体影响打开了一扇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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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证实了两种群体影响: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
从讨论中收集起来的信息大多有利于大家最初的选择,因此会强化对其的支持。
而且,如果人们在比较了各自的立场后,惊奇地发现其他人都对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态度,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比以前的意向更胜一筹。
71
对几大国际事件失败决策的分析表明,群体对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可能会压倒对相反观点的真实评价。
特别是当群体成员强烈地渴望统一性,或是他们与相反的观点相隔绝,又或是领导暗示了他或她本人的意愿时,这表现得尤其突出。
72
以群体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和睦过分的关注,其症状表现有:
(1)无懈可击的错觉
(2)合理化
(3)对群体道义无可质疑
(4)对对方立场的刻板印象
(5)从众的压力
(6)对异议的自我潜意识压力
(7)一致同意错觉
(8)保护群体不受不愉快信息干扰的“心理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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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实验中还是历史事实中,群体有时候也会做出英明的决策。
这些案例说明了群体思维的理论仍需加以修正。
通过从各方面搜索信息以及改善对各种可能性选择方案的评价,群体能够从其成员整合后的洞察力中获益。
74
如果少数派的观点永远都不会成功,那么历史就会是静止的,一成不变。
在实验中,当少数派具有一致性并且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时,当多数派中开始有人叛离时,少数派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即使这些因素并不能使多数派采纳少数派的观点,它们也会令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并且促使多数派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选择,并通常可以诞生更好的、更具创造性的决策。
75
任务型与社会型领导,正式和非正式群体的领导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
那些朝着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并且表现出自信领导气质的人们通常能赢得信任并鼓舞其他人追随自己。
76
刻板印象是有关其他群体的信念,信念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或者过度概括,但是它是基于真理核心的。
偏见是一种预断性的负面态度。
歧视是不合理的负面行为。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可能指个体的预断态度,或者歧视行为,或者压制性的制度实践(即使并非有意带有偏见)。
刻板化的信念、偏见性的态度和歧视性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危害着人们的生存。
77
社会情境以多种方式滋生并且维持着偏见。
一个沉醉于社会和经济优越感中的群体,往往会以偏见的信念来为他们的地位做辩解。
人们同样也在孕育或者减少偏见的方式下被抚养长大。
家庭、宗教团体及更广阔的社会都可能维持或者减少偏见。
社会制度部分出于惯性的原因也支持助长偏见。
78
人们的动机会影响其偏见。
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针对竞争性的群体来表现这种敌意。
人们还有一种愿望,即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
即使很普通的群体成员身份,也会使人们喜欢自己的群体要胜于喜欢其他群体。
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增强这种内群体偏爱,归属感的缺失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从相对乐观的角度看,避免偏见的动机能够引导人们打破偏见习惯。
79
研究展示了偏见背后的刻板印象怎样成为我们思维——其实是我们简化世界的方式的副产品。
首先,将人分门别类的做法,夸大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第二,一个与众不同的少数派个体出现,这个人正好犯了某种罪。
我们就会将这个人的罪行推广到这个少数派的所有人。
第三,将他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会导致利群偏差。
将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天生特点,对他们的积极行为则闪烁其词。
受害者有罪论:指责受害者,比如他们会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80
偏见和刻板印象会造成非常重要的后果,尤其是当它非常强烈的时候、在判断不了解的个体的时候、在就整个群体做政策决定的时候。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趋向于自行永久存在,并且拒绝改变。
它们还会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创造出它们相应的现实。
偏见通过刻板印象威胁,让人担心其他人会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因而还能妨碍一个人的表现。
81
攻击行为有两种形式:
敌意性攻击,由愤怒等情绪引起并以伤害为目的;
工具性攻击,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82
关于攻击行为有三种主要理论。
本能观点认为攻击性的能量会在体内不断积累,就像水在大坝后积聚一样。
虽然这种观点很少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攻击行为确实受到遗传、血液化学成分和大脑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83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挫折产生了愤怒和敌意,如果存在攻击性的线索,这种愤怒就可能激起攻击行为。
挫折感不仅来自剥夺本身,还来自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84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我们的攻击行为是习得的。
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成功,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的好处。
社会学习使家庭、亚文化和大众媒体都能对攻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85
厌恶事件不仅包括挫折,也有不适、疼痛,和身体、言语上的人身攻击。
几乎由任何一种来源,甚至包括身体锻炼或性刺激导致的唤醒,都能被转化成愤怒。
86
电视表现了相当多的暴力。
相关和实验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
观看暴力节目会
(1)导致攻击行为出现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
(2)降低观众对攻击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
87
这两个发现和对观看暴力色情文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观看色情文学会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而且扭曲他们对于女性对性胁迫的态度的知觉。
反复玩暴力游戏则会引发更多的暴力攻击性的想法、情绪和行为。
88
很多攻击行为是群体发生的。
激怒个体的情境同样可能激怒群体。
通过分散责任和极化行为,群体情境能够增强攻击反应。
89
我们如何减少攻击?
与宣泄假设相反,发泄攻击更多地引发攻击的产生,而非减少进一步的攻击。
社会学习观点建议通过消除引发攻击的因素来控制它:
通过减少令人厌恶的刺激,
奖励和塑造非攻击行为,
产生与攻击行为不一致的反应。
90
我们考察了影响喜欢和友谊的四个强有力的因素。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的最好预测因素是他们相之间的接近性。
接近性有利于双方不断表露自己,从而进行相互交往,这也促使双方去发掘两人的相似之处,感受彼此的喜爱。
91
决定吸引力的第二个因素是外表吸引力。
对约会陌生人进行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都表明,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有吸引力的人。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上愿意选择那些大体上与自己的吸引力相当(或者,对方魅力不足但具有其他补偿性品质)的人结婚。
对有吸引力的人的积极归因形成了关于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美即是好”的假设。
92
双方在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上的相似性,会极大地增进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
相似导致喜欢,对立则很少能产生吸引。
93
我们也很可能和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建立友谊关系。
一个简单的原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影响人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力:
我们喜欢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回报,或者那些与回报事件相联系的人。
94
从婴儿到老年,依恋都是人类生活的中心。
安全的依恋会使婚姻持久,生活美满。
伴侣之爱的一个好处就是彼此有机会进行亲密的自我表露,这是一种双方随着对方表露程度的提高而做出回应从而逐步达到的一种状态。
如果双方觉得相互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成比例的,伴侣之爱就能更持久。
95
爱情并不总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由于离婚率不断上升,研究者探明了婚姻解体的预测因素,包括强调感受重于承诺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双方的年龄、受教育水平、
价值观和相似性等。
研究者也弄清了夫妻双方分手或重建其婚姻关系的过程。
他们也在试图弄清健康而稳定的婚姻所需要的积极的、非对抗的沟通方式。
96
三个理论通过外部的和内部的回报分别解释了利他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把帮助行为看做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对代价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所驱动的。
收益也可以是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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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违规后,经常会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显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内疚感和维护自我形象。
悲伤的人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但是这种坏心情——好行为效应并不在年幼的儿童身上发生。
这种现象说明,帮助行为带来的内部奖励是后期社会化的产物。
最后,存在着显著的好心情——好行为效应:快乐的人一般也是乐于助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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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同样要求人们帮助他人。
互惠规范使我们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之以帮助而不是伤害。
社会责任规范召唤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他们值得帮助,即便他们不能回报,我们也无所谓。
处于危难中的女性,部分原因是她们看起来更需要帮助,因此,通常会比男性接受到更多的帮助,特别是来自男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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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假定,有两种形式的帮助行为:奉献于近亲和奉献于有互惠关系的人。
然而,很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私的基因比勇于自我牺牲的基因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因此,整个社会必须教导人们去帮助他人。
100
除了由内部的和外部的回报所驱动的帮助行为,
以及为躲避惩罚和痛苦而做出的帮助行为以外,
似乎还存在着真正的、基于共情的利他主义。
由于共情的唤起,许多人被驱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处于痛苦中的人,即便他们的帮助是无人知晓的,即便他们的心境不会受其影
响。
101
不同的情境影响因素抑制或鼓励了利他主义。
紧急事件中随着旁观者数目的增加,每一位旁观者将
(1)更少注意这个事件,
(2)更少将其解释为紧急事件,
(3)更少感到责任。
102
人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去帮助呢?
(1)观察到其他人的帮助行为之后;
(2)时间不太紧的时候。
(3)个人因素,如心境也有影响。
(4)人格测验分数对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预测力。
最新的证据表明,一部分人能够持久地比其他人更乐于帮助,并且人格特征和性别的效应可能取决于情境。
(5)宗教信仰能够预测长期的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103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增加助人性。
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些抑制帮助的因素反过来。
我们可以采取步骤来减少突发事件的模糊性,产生个体化的吸引力,并增加旁观者的责任感。
我们甚至可以采用申斥或留面子技巧来激起人们的内疚感或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104
其次,我们可以教化利他主义。
关于电视中亲社会的榜样形象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媒体在教化积极行为上的力量。
观看帮助行为的孩子们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
如果我们想诱导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我们还应当记住过度辩护效应:
强制行善常常会减少行善者对善行的自发之爱。
如果我们给决定做好事的人提供足够的奖励,但又不过分的话,做好事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利他动机,从而会更乐于帮助。对于利他主义的学习,如你刚刚所做的,也会使人们作好准备,更好地知觉他人的需要并进行反应。
105
当两个人、两个群体或是两个国家交往时,他们就可能因为需要或某个目标产生冲突。
当人们将个人的利益看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时,很多社会困境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共地悲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间难
以抉择的情况。
106
我们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包括:
通过制定法律规则限制利己行为,
通过划分较小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有更多责任感,
通过增进交流减少不信任感,
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得到更多回报,
以及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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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为了某种稀缺资源而竞争时,人际关系也常常陷入偏见和敌意。
非赢即输式的竞争使陌生人迅速成为了敌人,即使对那些正常而优秀的男孩,都会引发彻底的争斗。
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冲突常常会爆发。
根据公平理论,人们以付出和获得的均衡来定义公正,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公正,并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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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中,双方真正在目标或行为上的对立只是冲突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对对方动机或目标的误解,使冲突往往显得更加严重。
此外,群体的冲突中双方常常会产生镜像知觉,即双方都相信“我们爱好和平,而他们则具有侵略性。”
在这种误解之下产生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误解。
而在国际性的冲突当中,“领导邪恶一民众善良”也是一种常常被信以为真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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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建设性地斗争?
不要:过早的道歉
要:私下争吵,远离孩子
不要:回避争论,保持沉默,或者夺门而去
要:清晰界定问题,用自己的话重复对方的观点
不要:利用你对别人的了解而攻击对方的缺点
要:抛开你积极或消极的感受
不要:引入无关话题
要:接受对自己行为的反馈
不要:当厌恶时假装同意
要:澄清哪些你同意,而哪些不同意,以及你们彼此最关心的问题
不要: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要:提问以帮助对方表达其观点
不要:通过指责对方所看重的东西,含沙射影地攻击对方
要:等待对方自然地平静下来,不要报复
不要:威胁对方的安全
要:提供让双方都满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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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冲突经常被社会困境、竞争和误解所引发,但是一些强大的力量,比如接触、合作、沟通与和解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把人们召集在一起进行密切的接触,是否能够减少他们之间的敌意呢?
研究表明,在学校中,仅仅废除种族隔离对于改变民族态度并无多大影响。
但是,当种族间的接触促进了与其他种族的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且这种接触是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之下时,敌意通常能够减少。
当人们为了克服同一个困难或者实现同一个超级目标而在一起工作时,接触会变得特别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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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或者第三方调解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第三方的调解人可以促使敌对的双方把他们竞争性的“非赢即输”逻辑变成更富合作性的“双赢”取向。
调解人还可以创造消除误会、增加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沟通氛围。
当协商不能达成共识时,冲突的双方可能就需要一个仲裁人来做一个决定,或者从他们提供的最后建议中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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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冲突的气氛太紧张了,以至于实质性的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动可以引发对方回报性的和解行动。
其中的一种调和策略就是(逐步、互惠、主动地减少紧张)的行动,致力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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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探索抑郁、孤独、社会性焦虑以及身体有疾病的人们的归因和期望问题。
抑郁的人有一种消极的解释风格。
与不抑郁的人们相比,他们更加自责,用一种更消极的看法去解释和回忆事情,对于未来也不抱有太多的希望。
尽管轻度抑郁的人有较消极的看法,但是在实验室测验中他们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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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者抑郁的思考方式对其行为产生了影响,反过来又使其持续了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那些有长期孤独以及处于社会性焦虑状态(例如极度羞怯)的人,大都也是类似的情况。
健康心理学正处于迅速发展中,它探索的是人们怎样判断自己是否病了,怎样解释自己的症状,以及何时他们会寻求和接受治疗。
同时它也在探索消极情绪的影响,以及疾病、压力和消极解释风格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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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原理中,经常被应用于治疗的是以下三个:
(1)外在行为的改变能够引起内在的改变。
(2)通过对行为技能的训练、积极体验改变后的自我知觉、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消极态度和行为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被打破。
(3)如果人们将他们状况的改善归因于在他们持续控制下的内在因素而不是治疗计划本身,那么改善的状况能得到最好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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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工作者同时也认识到,要改变病人的态度和行为需要说服。
治疗师,由于其作为专家和令人信任的交流者的形象,可以试图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提出问题来促进更为健康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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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幸福不仅受社会认知影响,而且还为社会关系所影响。
那些享受亲密的、支持性的人际关系的人,有较低的患病和早逝的危险性。
这类人际关系帮助人们应对压力,尤其是使人们能倾诉他们内心的情绪。
亲密的人际关系还提升了幸福感。那些与朋友和家庭成员有亲密的、长期的依恋关系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失败,并报告了更大的幸福感。
举例来说,相比未婚的成年人,那些已婚者报告“非常快乐”的可能性更大,且经历抑郁的可能性更小。
这不仅由于快乐幸福的人有更大的社会成功,也由于一个支持性的生活伴侣带来了幸福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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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揭示,目击者和陪审员都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目击者拥有的“心理记录仪”是不会犯大错的。
但是当目击者从记忆中构建和复述他所观察到的事情时,错误就悄悄潜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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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事实通常有足够的说服力,使陪审团放下偏见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然而,当证据模糊时,陪审团往往倾向于用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解释案件,并对有吸引力或者与自己相似的被告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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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陪审团接触到破坏性的审讯前公开报道或不被允许的证据时,他们会听从法官的指示将其忽略吗?
在模拟审讯中,法官的命令有时候是被遵守的,但是通常,特别是当法官的劝诫出现在印象形成以后,则没有被遵守。
研究者还研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受害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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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和消费能否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呢?
从大学生所表达的价值观和20世纪末美国奢靡的生活方式中推断,西方国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122
财富真的能增进幸福感吗?
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与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们相比,确实报告了更强烈的幸福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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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个国家内,是否有钱人就比工薪阶层更幸福呢?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虽然越来越多的钱所带来的满意度的提高幅度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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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的增长是否能让人们更幸福呢?
不,根本不是这样,尽管财富在不断增长,但是个体自我报告的幸福感甚至有所降低,同时抑郁的比率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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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原理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物质主义不能使我们满意:适应水平现象和社会比较。
当收入和消费量增加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适应。
而且同其他人相比我们可能发现自己的相对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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