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公社的戏台

今天，群里仍有人谈“文革”。他们太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看他们所谈，令人啼笑皆非。我便把木心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发到群里。木心先生说，过去了的时代，可称为“神的时代”“真理的时代”“有神论的时代”“有真理论的时代”。

不过，有位年轻娃说，她奶奶告诉他，乡里的戏台是用来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她奶奶应该和我母亲是同代人，我和他的父母是同龄人。

那个年代，没有乡、村和村民小组的建制，县以下是区，区下面是公社，公社管着大队，最基层的是生产队。

我们公社的确是有戏台的。所谓的戏台，就是比一棺坟茔稍高又稍宽的一个简易的土堆。如果有大型活动，则在土台子上搭个木台子。

那年头公社干部人少，公社书记、武装部长、文书一名、干事两至三人，这就是公社干部的标配。公社有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名广播员。一排低矮的砖瓦房，所有公社干部和广播员工作和起居均在那一排房子里。咱娘是共产党员常到公社开会，我是她的小跟班。每次到公社都会有人问我：“小尕，你找谁？”“我找我姨孃。”我答。“谁是你姨孃？”“广播员。”问话的大人就知道了，公社唯一的女广播员是我的姨孃。

公社办公室出门右转，步行大约三百米即可见戏台。戏台下面是一块说平整又谈不上不种庄稼的土地，如果席地而坐或坐在小马凳上，这块土地足可容纳两千人。

公社戏台，一台多用。当地大队常在此放露天电影。我去看过一次电影《磐石湾》。电影刚放不到十分钟，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我一溜烟地跑到咱姨的广播站躲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谢晋导演的电影。

戏台的第二个功能是充当主席台。公社的党员大会或者干部群众大会都在此召开，主席台上就座的多为公社干部，偶尔也会有县区领导到会则坐正中间。母亲听会，我陪会。我从来不听主席台上的人讲了什么，而是手拿瓦砾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地上胡乱地画着什么。到底画了什么呢？母亲和我都不记得了。

戏台的第三个功能则是审判台。那年头的犯人都要到各公社巡回开审判会。审判会召开之前，会在公社办公楼的墙上贴上判决书，凡是在名字上打“X”的皆为判了死刑的。我随母亲参加过多次审判会，至今仍有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审判儿时一个玩伴的大姐，具体罪行为虐待公婆至死，似乎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对于这种不孝之人，在农村乃千夫所指。当干警宣布完她的罪状时，很多中老年妇女走到台前朝她吐唾沫。如果不是干警及时把她拖上刑车，唾沫指不定会淹死她。可怜她的弟弟，再也没有小伙伴和他一起玩了。还有一次，主犯是另外一个公社的一位大队书记，罪状是奸淫下放女知青。印象中，他被判了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宣判结束，台下众多下放知青一涌而上，拳打脚踢，将他打个半死。

戏台最后一个功能，终于回归戏台的功能。那个年代，演样板戏是少不了的。奇怪的是，母亲从没带我去看样板戏。但是，我的确在此看过一次演出，并且终生难忘。参加演出的演员，据说全部来自安庆市某剧团，乐器全不是当时农村所常见的二胡、笛子和口琴。很多年后，也就是我上大学以后，才在大城市见到过很多年前我曾见过的西洋乐器。那天晚上演奏的曲子有当红的《东方红》，还有很多年之后凭着我记忆的旋律方才知道是《红莓花儿开》，其它的曲子都不记得了。

很多年之后，我带着两个疑问，一是那个年代是谁组织，又是谁批准，竟然出现了西洋乐器的演奏会；二是《红莓花儿开》是一首苏联歌曲，由伊萨科夫斯基作词，杜那耶夫斯基谱曲，表达了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的爱情歌曲，那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年代，怎么能演奏爱情乐曲，我走访了尚健在的当时的公社干部。他们都说确有其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解开我的两个疑问。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当时台下所有的观众，包括公社干部，看到台上的演员全看傻了。男演员个个英俊，女演员个顶个的漂亮，他们就像画中走出来的人物，真是“此人不应人间有”。演出结束，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我相信，台下的社员没有人能听懂那些西洋音乐，但是，他们又都听懂了。

今年五一长假，我回家乡，想再去看一望公社的戏台。当年的戏台连同公社办公楼均已作古，物是人非，农家乐的院子封闭了陈年的旧事。

曾经令我骄傲的咱姨早已退休。她说：“那戏台，台上，台下，上演过多少活话剧。台下的走到台上，台上的跌落台下。有些人永远是观众，比如你娘。”五一回家，咱姨回忆起当时公社的戏台，她唏嘘不已：“哎，人这辈子，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谁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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