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误读系列：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阿里、京东、美团等）

得益于自媒体，原本很多我们看不懂，或者后知后觉的热点，现在很快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解读，让我们更快速了解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

然而，随着意见领袖和小编数量越来越多，迫于更新的压力、迫于KPI的压力、迫于头顶上“行走百科”标签的压力，解读的版本也变得五花八门，良莠不齐。

例如赶在双11前一天发布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媒体解读版本比较多。版本一多，就容易出现一些误读。在本人专业知识的范围内，暂时发现的有5种明显的误读，也欢迎各专业领域的小伙伴们补充。

误读1：有竞争对手就不算垄断

这是一种很低级的误读，认为只要有苹果，微软就不是垄断；只要有京东，天猫就不是垄断。

现代人更愿意花时间阅读，这是好事。但是看的时间更多，听的时间更多，留给思考的时间就更少。

一些低级的误读，哪怕只需要去想几个例子就能发现的，也被很多人“惯性”地接受。就例如这里的“有竞争对手就不算垄断”，很多人一眼带过，觉得很有道理，还一本正经跟朋友分享这些逻辑。

但是，哪怕多思考10秒，你就不会被带偏。例如让自己快速说出几个垄断企业，你马上会想到中国移动、中国石化、以往的可口可乐、麦当劳。然后，你马上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你同时也想起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百事可乐、肯德基。

垄断，指的并不是一家独大。两家、三家、甚至四家企业共同占领市场的绝对主导，这种才是我们最常见的寡头垄断。

更过分的是，做出这种误读的意见领袖，甚至不肯花时间看清楚《反垄断指南》的几个小标题。里面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大家，平台经济的行业垄断者，至少有两家。

误读2：换个领域就不是垄断

美国历史上，谷歌曾经把自己高调定位在“广告行业”，巧妙地避开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学过这段历史的一些意见领袖，认为上几个年代的事情会在今天重演，只要天猫、美团大喊冤枉，说自己只是一家广告公司，反垄断就拿他们没办法。

跟第1种误读一样，但凡仔细看过《指南》，都不会做这种即时打脸的低级误读。

好学的人可以学过美国的反垄断历史，难道中国的反垄断部门人员就没学过？历史是死的，知识是活的，法律法规也是活的。

误读3：价格歧视对经济的伤害有限

经济学之所以存在，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产业的初期，垄断可以鼓励创新；但到了中后期，垄断就是降低社会福利的毒瘤。

在一条封闭的村子里，只有王大妈一家卖鸡。为了吃一只鸡，小明最高愿意付200块；但是对大牛来说，超过90块他就宁可不吃。王大妈摸透了村里每个人的底线，于是同一只鸡，卖给大牛是90块，卖给小明是200块。

这就是最原始，也是最毒辣的价格歧视，用行话说，叫做一级价格歧视，是垄断企业对经济伤害程度最高的一种价格歧视。由于一级价格歧视的用户调查成本太高，所以大型垄断企业一般只能实现二级或者三级价格歧视。

然而，大数据诞生之后，沉睡了千百年的一级价格歧视重返人间，它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大数据杀熟。《指南》点名的平台经济垄断行为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提过的“二选一”，另一个就是大数据杀熟。

10年前，平台经济是一种创新，它实现了互联网配置资源，突破了传统的资源配置瓶颈，把社会整体福利带到全新的高度。这种变化我们都是切身感受到的：

自从淘宝解决了网购的最大痛点后，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市场模式，瞬间消灭了传统的价格歧视，使我们可以买到全国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产品；生产商也节省了很多线下传统渠道的成本；整个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这种创新对国家经济是很重要的贡献。

10年后，基于大数据和大平台的垄断，平台经济孕育出更彻底的价格歧视，而且更难被消灭。消灭了恶龙的勇者，变成更难对付的恶龙。

10年前，电商平台对生产商非常友好，为他们节约了总成本，他们利润空间大了，还可以降价竞争，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10年后，平台对每一个行业的成本都摸得透彻，大数据把生产商的利润压得死死的，总成本比当年走线下传统渠道还高。

生产商不服气，想回到以前的传统渠道？这条回头路是走不通的，10年光景已经把消费者习惯彻底改变，纯粹的传统渠道，甚至想卖出去都是一种奢望。要生存，至少也要线上线下结合。

误读4：执法成本高于收益，所以国家不会实干

有经历过互联网纠纷，特别是需要请律师介入的小伙伴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大部分律师并不擅长互联网相关的案件，无论取证还是逻辑思考，都限制在传统法律的框框里。传统法律可以解决一些互联网纠纷问题，但是越来越捉襟见肘。

不少的中小互联网企业，也专门招聘法律专业的人才，因为他们发现互联网领域要钻法律空子的话，机会实在太多。

要监管现在的平台经济，“执法成本高于收益”这话是没错的，但如果得出“国家因此就不会落实去干”的结论，那么格局就太小了。监管不是做买卖，着眼点不是监管本身的蝇头小利，而是要改变宏观的格局，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

这种误读还忽视了两个常识：

第一，法院对关联案件的判决是有惯性的，例如某女作家起诉侵权，只要第一起案件胜诉，那么后面她关联的第二起、第三起、第一百起，都很容易成功。互联网取证虽然很难，判决的阻力虽然很大，但只要垄断企业输掉了第一起，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绝对不是不痛不痒的赔点钱就完事。

第二，寡头垄断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纳什均衡，简单来说就是“敌不动，我不动”，和平瓜分市场。但只要其中一家降价，另外几家就只能一起降价。监管只需要集中火力，让其中一家寡头企业学乖，整个行业也就学乖了。

误读5：因为监管难，就可以有恃无恐

创新和监管是一对共生的矛盾。在产业初期，监管要保护创新，因为创新不赚钱，但对经济有贡献。在产业中后期，创新不但能赚钱，还演变成垄断，侵蚀了其他领域的利益，限制了下一代的创新，反过来阻碍经济，这时候监管就要限制他们。

当然，创新的门槛越高，监管“放纵”他们的红利期也越长。

年初因疫情而崛起的直播带货就是低门槛的创新，虽然有助于提早激活消费，但也只是野蛮生长了半年，红利期就到头了。

平台经济的创新门槛很高，但也整整享受了一个10年的红利期，也是时候适可而止了。特别是他们造成的一些外部影响已经不可忽视。

例如送餐行业对交通系统的影响。毫不夸张的说，很多自己开车的小伙伴都深有体会，对马路上那些横冲直撞的骑手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骑手之所以横冲直撞，不是他们的素质问题，罪魁祸首是企业追逐利润的所谓“智能算法”，是企业家的道德。

骑手们虽然造成很多交通问题，但他们也只是受害者。今天，他们是企业成本下降的牺牲品；明天，他们也注定是被送餐机器人取代的牺牲品。换言之，目前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未来向社会释放巨量失业人群，而且是常年没有正常社交的脱节人群，这个影响更是可怕百倍。

传统企业发展到这种规模，早就开始注重社会责任的课题。送餐行业不但不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还不断扩大这种要社会为他们买单的负面影响。现在开始对其监管，已经不是“适时”，而是“亡羊补牢”了。

平台经济的技术走在最前沿，传统的法律取证、传统的反垄断法，甚至传统的执法人员，要对他们展开监管的确很难。加上垄断企业的寻租行为（经济学的术语，通俗来说就是“用钱解决问题”），监管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困难不等于没办法，更不等于不干。传统的法律拿他们没办法，可以出台新的。不久前，监管部门不就为网络小贷“量身定做”了一套新规吗？最有钱的人不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企业技术太前沿，也会倒逼政府组建新一代专业的团队，这是迟早的事情。

个人观点是，这次监管很困难，但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不会只是一种“文件精神”。这次监管的目标是规范一个行业，服务于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并不是要一杆子打死平台经济，但也绝不是雷声大雨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