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医生被曝向患者要红包，舆论再次炸锅，谁在支撑这场黑幕？

最近，一段关于山西省肿瘤医院医生李治国索要患者红包的视频被曝光后，瞬间点燃舆论怒火。在收受红包过程中，对患者家属直言5000元太少，“吃相”着实引人作呕。而对于这一丑闻，涉事医院当即作出给予李治国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并停止执业六个月的“处罚”。

在外界看来，最令舆论难以接受的并非索要红包的李治国，而是涉事医院的面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过于草率。对于李治国的被抓现行，“停职半年”的处罚显然是对公众监督的敷衍。

在舆论审判中，如果单纯从良知和医德层面来看，李治国的职业价值观已然不能匹配救死扶伤这一职业，即便他医术出众，但在人性面前，他的初衷已经被金钱捆绑，而企图让这种罪恶痛改前非，显然是人性单纯。而当医生索要红包这一禁忌与现有律法相匹配时，我们便能发现，涉事医院的“罚俸半年”似乎更像一场大事化小的刻意回护。

而在李治国口中提到的“5000算是少的”，“两个领导一人2000”，“麻醉师那边也要打点”……而在李治国的潜台词中，似乎在表达病患给红包已经是必要流程，甚至是一种“患者觉悟”。如果所言属实，完全可以窥见这家医院散发出的行业特性是从里到外的整体性溃烂。与此同时，公众似乎也能理解院方对于李治国的处理并未移交司法，而是选择内部仓促发落的结果，表面上这是一种舆论交代，而本质上却是对恶贯满盈行径外泄的忌惮。

停止执业六个月，对于院方而言或许是“壮士断腕”，而在公众看来，雪藏六个月不过是一种“隐患延迟”。换言之，舆论风波褪去后，李治国依旧可以“重操旧业”。

其实，对于这类医患矛盾的释出已经不是骇人新闻，而舆论之所以会掀起如此波澜更多的是背后滋生这种乱象的利益黑土，于公众的愤慨而言，生病的是这个体制且绝非一日之寒。根据海恩法则的两点精髓可知：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按照海恩法则分析，当一件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处理事故本身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同类问题的“事故征兆”和“事故苗头”进行排查处理，以此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及时消除再次发生重大事故的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非如涉事医院避重就轻，潦草了事。假若处理机构对此漠然，那么距离下一次冰山一角的“融化”恐怕将是必然事件。

此外，对于李治国的行径败露，外界除了看到了黑心医生外，也能窥见普通医生群体的困境。一般来说，下级医生都是付出的劳动与收入不成正比，而上级相反，大医院的名医“飞刀”一次可能抵得过普通群体半年薪水。假若医生群体的阳光收入会是一个均态化、合理化，那么药代以及回扣和红包现象是否会成为一种自然调和？那么多医师甘冒道德也职业滑坡的风险去增加灰色收入，其意志到底是出于人性弱点还是生活所迫？这确实是一个疑问。

同时，助长红包潜规则的另一原因也是病患基于医疗秩序下的担忧。如某位医生坦言收红包的行为：“我收的红包称为感谢似乎更贴切。对于看病没有人脉的病患而言，你提着猪头估计都找不到庙门。”

因为对于手术之类的治疗时，有着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实习护士扎针，扎不进去请正职护士扎；然后工作五年以内的麻醉住院医生会为患者打麻醉，或是脊柱上做腰麻，或是气管内插管等。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统称一线，他们经过尝试完成不了，自然由上级医生接手。这既是正常医疗顺序，更是对人才梯队的培养。

此时对于手头宽裕的患者来说，如果给红包，可以把所有过程的风险尽量降低，痛苦尽可能减小，那么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阔绰出手。现实对于一些有钱有权有关系的人们来说，正常的医疗秩序并不能够满足他们对健康的期许，于是出现了以红包来堆积最高配置。而当这一行为兴起时，“不给红包就不会特殊对待”的病患心理自然形成，长此以往，这病患绞尽脑汁寻求心理安慰时，有些医生便迷失了，而更多正直的医生却选择了高贵。

因此，医生收红包的根源有时并非如群众臆想的那样极端，医护人员悉数都是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事实上，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源除了体制监管的失察外，更多的是在复杂的环境下多种因素叠加的后果。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