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用奶奶退休金打赏主播被送派出所，未成年人打赏风波如何停？

近日，重庆一8岁男孩用奶奶手机看直播并用奶奶的退休工资打赏主播，事后该男孩被奶奶送进派出所求助，所幸民警及时反应，联系直播平台追回了打赏钱。随着这一资讯被媒体示众，未成年人打赏风波再度被拉入公众视野。

自网络游戏、视频直播等娱乐平台在流量的加持下风靡后，众多主播在为大众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将未成年人的探索欲一并扯入。由此，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新闻蜂拥而来，即便每一次熊孩子打赏门事件见诸报端成为舆论批驳对象，但这种悲哀实景从未间断。

“11岁小学生打赏主播200万，刷爆50万信用卡才被发现”；“10岁男孩用父亲5万丧葬费打赏主播”；“14岁熊孩子把父母缝了10年牛仔裤的16万积蓄打赏给了女主播”；“11岁男孩“打赏”女主播，3天花掉爷爷4万退休金”8岁“熊孩子”先充游戏后赏主播花掉一万多，家长一个月报了两次警……

在格外刺目的新闻标题中，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的现象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中一大丑态，而随着这种非正常性打赏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后，如何对待未成年人打赏的隐患问题才真正进入公众热议环节。

根据《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83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4.9%，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连续两年保持增长。其中，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5.0%，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4.7%。随着移动互联网向农村地区持续渗透，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进一步弥合。在未成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2.2%，拥有自己手机的比例为65.0%，手机是未成年网民拥有比例最高的上网设备。

此外，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低龄化趋势更加明显。在城镇未成年网民中，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新闻、购物等社会属性较强的应用比例明显高于农村，而农村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动画等休闲娱乐的比例高于城镇。

其实，在庞大的未成年用户基数中，被曝出一些骇人新闻和极端案例实属正常，但诸如巨额打赏这类反常现象被集中披露后，依然未能有效止损，这是所有网络参与者应该共同反思的问题。

即便官方目前已经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严禁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主播账号服务；不得接受未经其监护人同意的成年人充值打赏；对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核查属实后须按规定办理退款。但在现实中，涉及到“核查属实”的取证困难、追回程序繁琐等问题，对于索要未成年人打赏最后往往会以对簿公堂收场。

因此，对于铲除未成年人打赏行为，靠政策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社会困扰。即便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可以追回打赏的钱，但可能很难追回孩子思想上的叛离。而真正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唯有在教育上寻求答案。

每当“熊孩子打赏门”新闻被吃瓜群众围观时，很少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孩子，而是直指监护人对金钱的管理不善，对孩子教育涣散。其实，孩子的行为更多的是在复刻原生家庭的教育背景，从孩子的思考模式和行为习惯中完全能够窥见父母对孩子教育投入精力的多寡。所以，当那些豪掷千金去打赏心仪的主播时，家长除了愤怒外，很少会把反思推向自己。

正如那些以打赏获得幸福感的未成年人，他们的迷惑性行为，凸显的是对金钱概念的未知，以及父母对孩子管理和关怀的缺失。父母对孩子期待，不仅仅是在体魄和知识层面的增进，更该注重孩子精神层面的需求，包括金钱观、价值观等健全人格的培养。

其次，当未成年人打赏风波成为社会困扰时，直播、游戏平台也难辞其咎。即便面对社会矛盾和公众舆论，平台方以“儿童模式”来彰显对建立防范机制的努力，但就现实而言，毫无成效。如果说教育的疏忽以及政策的漏洞对未成年人打赏的行为无能为力，那么平台方通过技术手段一定能彻底封禁未成年人挥霍金钱的路径。例如，在大额支付环节增设强制性人脸辨识；在进入涉及成人内容的频道时设置准入门槛；提升、细化内容输出，健全主播考核机制，对于诱导打赏、唯金钱论、恶俗失德等人群剔除“网红”名单……

无论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是对于大众文化的层次升级亦或是对内容流量的匹配，直播公司完全拥有主导能力，而那些在媒体建议、舆论抗议中需要整改的漏洞之所以姗姗来迟，除了出于利益考量后的不忍断腕外，更多的应该是对企业良知和社会担当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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