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29楼扔儿童案：孩子及母亲已身亡，舆论质问男子：为何不跳？

近日，又一起令人窒息的谋杀案件触发媒体关注。河北省保定市一小区内，一名6岁儿童被男子从29楼窗口扔下，民警到达现场后，在该楼某单元29层电梯口发现一名女子身上有明显刀伤，二人被紧急送医抢救。同时，民警在29层楼梯间的窗外，发现一名欲跳楼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工作，该男子被警方控制。经查，坠楼儿童和受伤女子系母子关系。目前，二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随着这一悚然新闻的网上发酵，在官方尚未通告该案具体情节时，舆论层面却泛起一番关于该案事发原委和真相的探讨。此前，鉴于重庆张波案的作案手段，此次案件很大程度上也被民众以“杀妻抛子”的真相被传播，而随着网络披露男子与孩子非亲生关系，女子和男子处于恋爱状态等信息被释出后，舆论对于男子灭绝人性的声讨也开始向感情纠纷上靠拢，而关于男女双方多种纠纷版本也在网上泛滥。

从目前已被证实的信息中，男子行凶后在29楼阳台处徘徊许久意欲跳楼的行为来看，他对于自己残暴手段是有清醒认知的，在行凶时应该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只是轮到自己践行“诺言”时怯懦了，而对于他“呆了一上午没跳”反被警方心理解压以及铺设救生垫解救的事实被报道后，舆论对于被人道主义救助的男子泛起“为何不跳？”的质问和攻击。

从民众心理角度而言，凶犯成功自杀或许是对男子残暴行径的最大宽宥，而当他被成功营救后，民众是失落的，因此在舆论审判环节中，凶犯被“立即执行”已经成为民众最大诉求。其实，对于男子的残暴罪行，被处以极刑已是板上钉钉，而民众之所以表达处决凶犯的迫切，归根结底是对这类扭曲人性的恐惧和忌惮，因为在漫长的司法程序中，凶犯得以苟活，正义被延迟，民众会觉得不安心。

其实，从社会建设和发展角度来看，凶犯行凶后“自杀未遂”更符合社会期待，因为当这种穷凶极恶的人性出现后，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尤其当各种版本的杀妻案、弑夫案见诸报端后，对于极端犯罪的起因和动机等理论性的分析和累积便成为社会维稳的长远需求。

此外，这一案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本质上反映出了大多数人对婚姻观、爱情观的自我测试。无论这一案件后续还有哪些详情细节的补充，对于群众“吃瓜”而言，并无过多吸引点，而对于男子何时被问罪则成为民众焦虑的最大精神抚慰。

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健康、健全的教育观念的引导和确立，他（她）对于健康婚恋观的形成以及良性社交的识别便存在很大的隐患和不自信，因此当社会上一些极端案例爆发后，便会把别人的纠纷和惨剧套在自己的命运里，惊慌、焦虑，甚至产生幻觉。

其实，相比于那些惨烈的个案而言，一些不着边际的虚夸和消极言论才更可怕，因为对于一个精神“受害者”来说，往往他的一句悲观言语却能精准的链接到一大批同等属性的人，一起谈虎色变，甚至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对立。

人是环境化、情绪化的产物，如果长期浸泡在消极环境中，对外界和他人的认知自然也会心生猜疑和恐惧，而对于那些大多数健康、朴素、感人肺腑的婚姻实景却少有侧耳。而那些灭绝人性的凶犯被舆论唾弃、谩骂时，也应当把原因和反思转向受害者一方。就如同从29楼扔下的儿童一样，他的殒命实际上只是充当了男子的泄愤通道，而“祸源”皆始于涉事女子。

当然，这里并不是为凶犯开脱，只是意在说明每次极端惨案背后必有隐情，而大多数人不应因行凶者残暴的手段来掩盖受害者对事故的诱因，而对于行凶真相单纯的以一句“人性本恶使然”来敦促结案，助力行刑。假如司法程序迫于压力向民意倾斜，那么律法重器则变成纯粹为正义泄愤的工具，而对于真相刻意回避，也无异于群体性的“徇私舞弊”。

而现实也在不断证明，严酷的刑罚根本无法震慑、降低极端犯罪现象，而对于犯罪的惩治成本永远高于防患投入。在过往的极端凶杀案中，我们除了把更多精力放在凶犯身上，在受害者身上同样也能找到共同点。

相信没有哪一个性格极端或边缘型人格的人能够伪装的天衣无缝，而当他的人性扭曲从萌芽向“恶魔”蜕变时，每一个受害者都有无数次机会挣脱惨剧，只是太多时候他们太过自我，依旧执着向死神靠近。如果抛开人性角度而言，假如“恶魔”无法避免，那么每一个和“恶魔”相遇的人都在经历一场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