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当正常人

“把自己当正常人”，这句话或许是我在心理卫生科对神经症/心理障碍者讲过最多的一句话，这也是森田疗法中“为所当为”和正念疗法中“接纳”的精髓所在。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再谈谈这句话在当下社会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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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著作《做自己的旁观者：用禅的智慧疗愈生命》的前言中曾经引用德国精神科医生曼弗雷德·吕茨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精神分裂症，没有抑郁症，没有成瘾症——有的只是承受着各种不同痛苦现象的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欧文D·亚隆提出：“如果我们专心思考我们活着（即我们在世界上存在）这个事实，并且尽力把那些让人分心的、琐屑的事物置于一边，尝试去认真考虑导致焦虑的真正根源，我们便开始触及某些基本主题：死亡、无意义、孤独和自由。”

这就是说，所有的心理障碍问题的本质都是人生/生活问题。例如：许多以失眠（尤其入睡困难）、焦虑为主诉的求治者，其潜意识中蛰伏着深深的“死亡恐惧”或“无意义感”；那些抑郁症患者们，他们感触到了这个社会没有出路的负罪感、实在的压迫感和绝望感，而我们这些“健康人”却在悬崖上翩翩起舞，对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还以为这是正常的；那些把“今日不搏何时搏”贴在脑门上的成功人士，在患了心理障碍之后，才会卸除所有的面具，直面自我、流露真情；至于那些打着“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幌子放纵自己的瘾君子们，他们依赖的并非是酒、性或者药品本身，而是一个不会让他们难堪，不会轻视、伤害他们，能让他们陶醉在迷狂中的世界……

02

我在《做自己的旁观者：用禅的智慧疗愈生命》这本著作中曾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谁是健康/正常人呢”这个问题。

的确，许多精神疾病/心理障碍者大多是乱“自己”或与自己关系很近、影响深远的“主要照顾者”，并不会毫无原因地直接骚扰陌生人或对社会造成危害。从世界上的许多统计数据看，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概率比正常人小。难怪有些心理科医生经常会半开玩笑地说：“宁可与这些病人相处，也不愿与所谓的正常人相处。”

例如，绝大部分抑郁症者存在“内疚感”或“没有价值感”，觉得自己没用，对不起他人和社会。已故的精神医学教授刘贻德先生曾经说道：“诚信二字可以概括抑郁症患者病前人格。”“我从未见一例抑郁症患者病前表现奸诈、狡猾、仗势欺人、拉帮结派、以权谋私、教唆作恶、阴险恶毒。你们都见到过判死刑的罪犯表情，面对“死亡”判决。他们抑郁吗?甚至于临刑前还有高呼“20年一个好汉”者。抑郁症患者的病前人格令我崇敬!”

03

从临床上可以看到，我们现代人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看作是一个客体，是某种外在的、可以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进行研究的、可以对其进行计算和控制的东西。因此，身体上出现不适，我们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服药、打针、针灸、理疗，甚至手术。许多时候，这些“积极”的治疗方法不仅无效，还可能对身体带来危害。正如德国精神科医生曼弗雷德·吕茨所提出的告诫：

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精神科，其最高的艺术在于“无为而治”——就是只要有可能，尽量什么都不治。一个外科大夫搞清如何做一个手术，两年就够了；而真正懂得什么时候不要去做这种手术，却需要20年。同样，一个精神科大夫也需要很多年才知道，什么时候他不应该去治疗一个稀奇古怪的人。

当然，内科医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下面以疼痛为例来说明：

当你感觉到身体疼痛时，无论是像肩膀疼痛，还是头痛，你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尽量避免疼痛的感觉，初看上去，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身体的疼痛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你就会努力忽略它，转移注意力，甚至去喝酒或服药，以麻痹这种疼痛感。这种逃避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奏效，但过不了多久，这种逃避的效果会消失。同样地，对抗疼痛，仍会让你感觉疼痛，更糟糕的是，你还会感觉到情绪上的痛苦并再去对抗这种痛苦。禅学将其称为“第二支箭”。

相反地，如果我们只是去接纳这种疼痛，旁观这种疼痛，我们的痛苦就可能会减轻。

业已证明，包含旁观躯体感受在内的“正念”治疗能有效地缓解各种躯体症状，尤其是各种慢性疼痛。

04

在强调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的当下，绝大部分医疗卫生相关机构和人员都在卯足劲做医疗科普宣传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辞，而是选择在特邀报告环节连续抛出这三个问题，开启了其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他还颇有兴致地告知与会者，这个报告将涉及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体检根本无意义。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韩启德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借用我在著作《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前言中的话说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把社会问题医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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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说，“过度治疗”行为已经成了健康的一个杀手。

许多人都说：“生命只有一次，人再小心也不为过，做再多的测试也不为过”。这种逻辑认为，趁着潜在的问题还没变成坏事(不管可能性是多么低)，将之检查出来、处理或消灭掉，肯定会更好。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众所周知的假阳性问题。

以乳腺癌筛查为例。研究表明，在接受了乳腺癌筛查且没查出异样的女性中，有20%～30%其实有肿瘤。但反过来说，筛查还常常发现没必要关注的肿瘤，导致不必要的干预。肿瘤学家使用了“滞留时间”(sojourn time)这一概念，指从筛查发现癌症到癌症显现之间的间隔。许多癌症都有很长的滞留期，而且进展缓慢，患者几乎总是在癌症发作之前就死于其他原因了。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达1/3的乳腺癌患者接受的治疗，可能让她们身体残缺，甚至可能不必要地缩短她们的生命。

蒂莫西·乔根森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名50岁的妇女，乳房X光检查呈阳性，她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少？160名妇科医生受邀做了评估，60%的人认为概率是十之八九。“实际上，这位女性患癌的概率仅为1/10。”

乔根森进一步总结道：“最遗憾的一点是，乳腺癌筛查并没有挽救太多生命。每1000名接受筛查的女性中，有4人死于乳腺癌(要么是因为没有发现乳腺癌，要么是因为乳腺癌的侵袭性太强，无法成功治愈)。而每1000名未曾接受筛查的女性中，有5人死于乳腺癌。故此，筛查在每1000人里只救了一个人。”

06

总之，现在对健康与疾病的反应过度了。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乌托帮”式的健康理念——“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达到一种完美状态。”这种“乌托帮”式的概念导致了很多危害：

（1）、诱导许多人无限地“崇拜健康”而忽略了生命的意义，甚至在某些地方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健康宗教”，身在其中的人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活着，为的是能“寿终正寝”；

（2）、由于这种健康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催生了大量的“健康产业”，活跃了许多“保健市场”；

（3）、只要你做了足够的身体检查，就会发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许多人因此长期往肚子里灌药……

德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曼弗雷德·吕茨告诫道：

在精神病学各个领域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早期诊断”热潮也该降温了……谁要是下班后还眉飞色舞地念着精神病学专业理论，在个人生活里到处给别人作诊断，那他还是趁早转行，省得祸害自己还糟蹋他人。此外，给一个根本没想挂号看病的人做出诊断，真是很不合适……严肃地说，在健康人身上故意找茬，是挺下三滥的行为。人不能这样被滥用，精神病学也不能这样被滥用……

因此，能否顶住社会压力，不把那些非同寻常或稍微添乱的家伙宣布为“病人”，是对精神病学能否维护自由的考验。

在满世界试图“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抑郁症”活动中，我深深地表示担忧，正如我在《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这本著作中所写：

虽然大多数自杀者往往有精神疾病，但是并非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疾病，有些自杀者可能心理是健康的，他们有自恋也是健康的自恋。例如，屈原、项羽、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心理健康程度可能比当时的常模还要好。作者以为，这种“死”包含了对于群众的内在拯救，在这些自杀者看来，“自杀”是一次无比凄厉的呐喊，是“审判”那些浑噩可笑和腐烂无耻的存在者的一种方式，促使他们“死亡”或者以一种相对正确的方式活着。

现在，大家不难理解我为什么经常对神经症/心理障碍者说“把自己当正常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