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何时才开始独立自主解决问题？

共产国际自1919年3月6日成立，到1943年5月15日解散，它在24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把

“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直到1935年国际“七大”才开始改变这种集权主义的领导方法，规定各国党有权

“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

对各国党的组织领导人选问题，一般也“不要干涉”。

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提议或经其同意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都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策都得经国际审批或由国际代表直接参与制定。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党才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和中央的人选问题。

如果说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及其由胜利转向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时期的成绩与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无不相关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大部分时间内，主要方面应当说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是正确的；而后者在大部分时间内、主要方面则是错误的。

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前两次左倾路线

两个时期错误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前者是右倾投降主义；后者是“左”倾冒险主义。共产国际在两个时期的领导方式上也各有特点：

前者主要是靠往中国派“代表”和“顾问”，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及重大事件的处理；

后者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一年以后，主要是选拔和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通过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直接实行领导。

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领导，主要是根据从国际“六大”到国际执委十次全会所形成的“左”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概括说来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和政治路线方面，这主要是以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的理论为基础而确定的“进攻路线”。其中包括：在革命形势上的“左”的错误估计；在革命性质任务上对革命阶段的混淆；在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在斗争策略上的“打倒一切”；以及在党内斗争上的一味地反“右倾”等。

另一个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人选的直接干预。从向忠发任总书记，到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直接为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及中央人选的变化，都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以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出现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与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米那兹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基本上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后来出现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完全是照搬共产国际的公式的。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出现，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

首先，在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认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

“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尽管也承认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但又认为革命正在“积蓄力量”,“重新展开全线进攻”。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始终成为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的11月扩大会议，就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直接参与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讨论罗米那兹的政治报告。罗米那兹在报告中反复强调革命形势，高估了革命形势，而中国共产党则完全接受了这个估计。

在我党的11月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中，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败，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 “现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规定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成为执行国际“全面进攻”路线的主要依据。

其次，在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无论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同盟；

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投身到了反革命阵营，武汉替代广州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由于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这时的中国革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

斯大林的这一公式，被罗米那兹完全照搬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并进一步把它升华成为所谓的“无间断”革命论。

导致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倾。其根源也就是关于中国革命，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当中，把蒋介石当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在蒋介石、汪精卫一旦背叛革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就无法分析出中国革命所要依靠和应该团结的力量。

而我党在11月扩大会议上，也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给混淆了

“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的“左”的错误理论的引导，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

但是没过多久，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又来帮助我党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明明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我党形成的左倾错误，不久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纠正呢？仅仅相隔三个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却有如此大的变化呢？

实际上，瞿秋白推行的“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一开始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非议，这一点共产国际是心知肚明的；

再加上，广州起义失败后，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革命政策的指导；加上这个期间，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党内部开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政策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些都为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策略等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才通过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斯大林等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否定了罗米那兹的“左”倾主张，批评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对纠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国际决议案的基础上，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月会议中国决议案的几个问题，表示“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和“切实执行这个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这样，到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便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但紧接着，又犯了相同的“左”倾冒险主义。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这次“左”倾错误尽管在党内受到抵制以后，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并在国际的帮助下得到了纠正，实际上立三主义的根源其实就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具体的路线中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李立三很也被共产国际批评。

首先，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它的“进攻路线”是立三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总方针的理论依据。

国际“六大”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这个理论鼓舞和推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从正面上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过于盲目乐观，则也会把革命带入偏航的轨迹，因此这也就成为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依据。

1930年上半年，李立三在党刊上连续发表许多散布“左”倾观点的文章，对“第三时期”理论也多次进行表述。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

“一方面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某一国的危机；另一方面，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

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过于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制的危机，对资本主义走向崩溃与死亡的作用，事实上，无产队级的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想迅速推翻资本主义，短时间内还是不成熟的思想。

错误地高估了：“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李立三决定在中国搞革命的“大爆发”。

进一步制定了举行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

这个战略总方针是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左”的估计中引申出来的。

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是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的模式。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但共产国际没有正确地推广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而把它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绝对化，机械地向各国推广，要求各国党都要按照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进行革命。这就给那些与俄国国情不同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共产国际基本上无法理解：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一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反而一味强调所有城市的工人罢工、军阀军队中的“兵变”和农村的“农民骚动”，必须“围绕城市”暴动，并且由此要求中国共产党，要

“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一句话，就是要用国际的城市中心观点指导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

李立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把乡村比喻成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比喻成头脑和心腹，如果只是斩断四肢，则不能伤筋动骨，只有攻占城市，才能一剑封喉，想完成致使一击，就得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他认为如果忽视组织工人的斗争和武装暴动的准备，不仅仅是严重错误的策略，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得不说，李立三的这个比喻确实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早期很多我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也因此尝试攻打大城市、在大城市举行暴动，但无疑都没有取得成功。

李立三并明确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规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他随后制定的城市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冒险计划，就是“城市中心”指导思想和俄国城市武装起义模式的重要体现。

实践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俄国类型的国家里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这一经验绝对化，机械地搬到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是非常有害。

加上联共反布哈林的斗争，导致整个共产国际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为立三中央定下了反倾向斗争的错误基调。

开展反布哈林的所谓右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声势，这种声势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倾向斗争。

从1929年2月到10月间，共产国际曾连续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开展反右倾的斗争。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内状况时就指出，盲动主义“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它发生的基础”,“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

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认为我党当前的任务，是在战争中储备力量，迎接新的决战，用真正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去发展群众，党内最大的危险来源于右倾机会主义。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信中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大体上已经纠正过来”,“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

在共产国际这种反右倾的政治气氛的冲击下，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立三中央反右倾的气氛高涨。

李立三强调指出：

“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他认为“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错误,就不会有害于群众斗争；但是如果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而选择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本身已经使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受到打击，等于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和革命斗争，所以这种观念的错误，应当被严厉的指斥”。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立三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把国际反右倾的口号全盘接受过来，并且极力坚持宁“左”勿右的思想。

2019年6月11日会议决议，成为“立三路线”形成标志的，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党内反右倾斗争，认为中央进攻路线执行的最大障碍就是右倾主义，如果不克服党的右倾思想，党内的战略方针就无法执行。

甚至在反右倾的旗号下，排斥和打击那些批评和抵制立三错误的同志，并且公然宣称：“我们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严重助长了党内宗派思想的发展。

由此可见，构成立三“左”倾错误的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左”倾冒险的战略总方针、城市中心的道路以及错误的反倾向斗争等，基本上来源于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与立三“左”倾错误关系的主要也是基本的方面。

共产国际与立三“左”倾错误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共产国际与立三“左”倾错误关系的另一方面，是他们之间还有矛盾和分歧。他们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呢？

在城市暴动的形势分析上，立三中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从表面上看，虽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然而“从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上看，“无论是城市与乡村”, “无论在南方与北方”，阶级斗争都是“同样的尖锐”。“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的根本差别”。

共产国际对立三中央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错误估计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中国“新革命高涨是在个别区域里成熟起来”，而且“大部分是1925年到1927年革命中奠定了基础的那些区域里成熟起来，后来才渐渐地扩展到其他区域”。

就这一点上，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共产国际对立三中央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

对城市暴动主观力量的估计上，共产国际批评立三中央夸大革命主观力量，低估敌人力量的错误阶级估量。

1930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认为“广大工人群众都要求武装，要求暴动”，广大农民“都坚决地要求夺取中心城市”, “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特别是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大”，整个革命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

李立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武汉的罢工在今天实现了，武装暴动也一定会在明天实现”。他还主观地判断：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地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而革命“将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斗争”。

立三中央就是在这种错误的阶级力量估算的基础上，制订“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

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尖锐地批评了立三中央的这种错误估计，指出这是一种“神奇古怪的过分估量”，认为红军“还没有力量去占领最大的城市”，工人运动“的确是在高涨着”。

但是，“一般说来，工人运动的高涨，甚至于在有决定意义的工业中心城市里，都要比农民运动落后些”；至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上举行武装起义：

“一定会使中国无产阶级底精华受到帝国主义底直接打击”，一定会使“工人阶级受到很大的摧残”。

国际批评李立三“不是从分析客观情况出发”, “不是从分析斗争力量的对比出发”在城市暴动的组织领导问题上，共产国际批评立三中央领导武装暴动而组成“总行委”的错误决定，指出“取消党、团和工会底单独组织”, “只剩了一个万能的中央总行委”，这样就会使党“脱离群众”，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在城市暴动这个根本问题上，共产国际认为，城市暴动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批评李立三空喊暴动而不做暴动的充分准备和工人的组织工作，不做发展红军的组织工作，这是一种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

可见，共产国际并不反对立三中央主张的城市暴动，只是认为城市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并不反对立三中央提出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只是认为举行全国总暴动的条件还不充分。因此，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错误之间并不是路线上的根本对立，只是策略上的分歧，是工作部署上的争论。

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后果

立三左倾主义执行的结果，在朱毛红军的战斗过程中就完全呈现了出来，当时的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出中央特派员传达指示：准备冲。

此时朱德已经倾向于毛泽东的路线图，但“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只是当时红军的指挥权还是在朱毛手中，他们在执行过程中灵活处置，暂时化解了这一危机。

1930年8月1日那一天，红军奉命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如此就算是向中央交了差。就这样，毛泽东在朱德的支持下，就这么转着、打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由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居然发展到一万八千人。

攻打长沙的彭德怀受到何键的追击，朱毛率军接应，打了一个胜仗。这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会合，再次兵合一处，成立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当然是副司令。这就是毛泽东的军队班底。

兵强马壮的朱、毛、彭又接到莫名其妙的命令：再打长沙。彭德怀的手下曾尝到甜头的一些人似乎上瘾了，也叫嚷着去打长沙，上有命令，下有响应，朱毛只得硬着头皮打长沙。

这时，长沙敌人比朱毛红军多一倍多，毛泽东的意见是把敌人先骗出来干掉，然后再打进城，可是敌人不傻，何键守着就是不出来。不出来就说明敌人怕了我们，彭德怀的手下悍将兴奋地喊着：冲啊，杀啊！朱毛只得下令总攻，后世常见的无坚不摧没有发生，红军死伤无数，依然挨不着长沙城。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兴奋之余又忘乎所以，下令出击，结果一出来迎头就挨了一棒，吃了亏的何键不再出击，红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击，结果依然同上——失利。

朱毛彭率兵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国民党的部队已增援的消息，毛泽东决心撤退，休整待机。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他麾下的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听毛泽东的。中央的打下大城市的主张和多数人的心理是一致的，没有多少人参加革命准备好了几十年的长期奋斗，都是觉得真理在手，就应当能胜利。

所以一说起下一步该怎么办，七嘴八舌，说打哪里的都有，而且全是瞄向大城市的。毛泽东心里知道这些都不成，但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强制灌输，他的策略是让大家说，讨论，最后众口不一，他再提出这种方案，把大家引向他的路线，这是他在一师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掌握的方法。他决定先筹措给养。这理由充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也得有吃的用的，于是红军从湖南折回江西。

事情没有完，毛泽东坚持先打吉安。有人却提出吉安算什么，要干就干大个的，这一豪言壮语符合中央意思。中央指示则是再打长沙。毛泽东费了许多口舌，才叫大伙同意他的意见，可见当时军令之难以下达。官兵一致、民主平等改造出了一支崭新的军队，但在一开始的磨合期，却是谁都能发言，毛泽东说了也不算，尤其是指令来自比毛泽东位置高的中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好在毛泽东有耐心，说服了大伙。

朱毛下达命令，总攻吉安。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成立了省级政府，毛泽东写诗庆祝。

胜利带来朱毛红军的扩大，连续攻克一些县城，土改的范围扩大到几十个县，革命形势很好。但由此就认为军人们接受毛泽东的路线那就太乐观了，军人们依然喜欢当时中央的决策，向大城市发展，认为这样胜利会快一点、会早一点过上好日子，这也无可厚非。

朱毛手下依然有人想打南昌，毛泽东依然受到两面夹击，毛泽东的招数就是拖，他预感到危险正在降临，他的预感常常是正确的。

毛泽东实际战斗在不断进步，他在军事行动中已经检验了自己的感悟，他已经接近完成最终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了，他告诉同志们未来应该避强击弱，应该诱敌深入，应该依靠人民，应该集中力量。

这在后人看上去是绝对真理的战略思想，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接受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大家才初步接受。

因此，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对红军早期发展影响很大，但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还不至于损失特别大，但是后面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则几乎让红军处于被毁灭性的打击。要不是在遵义会议上再次把毛泽东推向领导的地位，历史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一直存在，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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